王定国边走边唱，徒走二万五千里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人报）

刘天佑长征中的那些事儿

    刘天佑，生于1916年，四川巴中人。1933年10月参加红四方面军，从事宣传工作，随后调到妇女独立团担任军事教员。1935年8月随部队长征，翻越雪山，两过草地，1937年初到达延安，1944年12月因病退伍。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市八一敬老院休养。2006年1月27日，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亲切接见和慰问。2009年9月23日，刘天佑在延安病逝，享年94岁。 

17岁的孤儿参加了红军

    刘天佑出生在四川省巴州县刘家大院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9岁时，父母因病先后去世，她成了一个孤儿，靠给大户人家打零工、放羊维持生活。
    那一年，17岁的刘天佑参加了红军，在红四方面军里搞宣传工作。1933年12月，她调到妇女独立团担任军事教员。1935年8月，跟随部队开始长征。

战友陷进草地没法救

    1936年2月，张国焘执行南进计划，命令红四方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我们开始爬雪山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看不清路，雪又深，只能一点一点地往上爬。”
    刘天佑回忆说，“在翻山之前，团里领导一再告诫大家，爬山时不能说话，也不能笑，要防止雪崩。”
    “越往上走，队伍越稀稀拉拉。当时是寒冬，山上风雪交加，战士们身上少衣，肚中没食，头疼缺氧。脚下处处是尺把深的积雪，如果一脚踩空，就会滚到山下。虽然喘不过气来，但谁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刘天佑随着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爬过一座雪山，过了两次草地。刘天佑说：“爬雪山虽然也艰苦，但一天就过去了，最难过的就是草地。”
    她们把第一次过草地叫“过小草地”，虽然敌人多，但路还好点，五六天就过去了。第二次过草地就走了十几天，由于粮食紧张，她们每人只带5斤青稞炒面在身上。当时是白天黑夜都要行军。行军中，饿了，抓一点面，用冷水和着吃；渴了，就喝地上的脏水。
    过草地时，天天都在下雨，战士们的衣服就没干过。黑夜中的沼泽地处处是危险，有一天晚上，走着，走着，就听见后面的人叫了一声，她回头看时，战友已陷进了沼泽中，只留下一个头，再看，整个人就不见了。看着自己的战友陷下去，她却没办法。“那时虽然没有敌人追击，但被草地吞食的战士太多了！”刘老难过地回忆。

（川社）

 

马兆祥的长征路

十三岁加入革命队伍

     1919年8月，马兆祥出生在陕北安定县（现子长县）的一个农村家庭，是家里排行最末的孩子，因为家里的哥哥们热衷革命，1932年还在清涧县城第一高小上学的他，就被哥哥们的革命热情感染，嚷着要回去当红军。
    就这样，在哥哥们的介绍下，马兆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少儿组织儿童团，那一年，他还不满13岁。 

鲜血染红的长征路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100万大军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推进、围攻，形势越来越紧急。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作战略转移，马兆祥所在的红一军团各师、各团从瑞金县周围地区出发，开始向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
    马兆祥所在的二师一直走在大部队的最后面，担任着阻击敌人的任务，当他们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到达湘江边时，中央军委机关已在敌人的炮火中渡过了湘江。
    放眼望去，只见几十公里长的湘江岸边到处都是丢弃的机械。岸上，江边横七竖八躺满了牺牲的红军战士，湍急的湘江水已被红军战士们的鲜血染红。在马兆祥的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
    那时候马兆祥和先锋队的战士们年纪小，并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过了湘江以后，中央红军一直在黔桂湘一带转移。
    1934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会议，红军开始向黔北行进，并于1935年1月占领了贵州北部的遵义城，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之后继续北上。四渡赤水河，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准备翻越雪山和过草地，中央红军最终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艰难跨越长征路

    最让马兆祥难忘的，就是过草地时，茫茫的草地上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一会晴空万里，一会又狂风暴雨，走了才十余天，战士们因病伤残减员很大。
    他们不仅要帮战士们背武器弹药，还要扶着伤员。干粮早已经吃完，草地里的水又不能喝，他们渴得实在受不了，看见骡子和马撒尿，就赶快用罐子接住，稍微晾凉和沉淀后，喝了解渴。
    靠着顽强的意志一路到达甘南，翻过了六盘山就到陕北了，战士们都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立即情绪高涨，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飞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去。然而对于马兆祥来说，对于家乡的渴望和期盼，是其他任何战士都无法体会的。
    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时，我们要缅怀马兆祥的长征精神，将老一辈陕北红军的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李梦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