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说的一句话。2015年初，他回到陕西考察调研，亲自主持召开了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会上，他提出，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是不完整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我不由回忆起自己曾在铜川工作时的扶贫包村经历。
　　1996年10月，我开始在铜川市担任市长助理，之后10年，又相继担任铜川市政府副市长，中共铜川市委副书记等职务。期间，我的扶贫包村对象是耀县（2002年10月撤县改为耀州区）庙湾镇曲南村。
　　庙湾镇距离铜川市老市区100多里路程，是原陕甘宁边区革命斗争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地形山峦起伏，沟壑交错。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里依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自然条件仍然较差。当时耀县是全国贫困县，曲南村更是有名的特困村。附近因为有著名的陈家山煤矿，大货车将道路碾压的坑坑洼洼，颠簸很严重，仅单程就需要两个多小时。有过当知青和在安康贫困村蹲点经历的我，暗下决心，困难再多，也一定要为改变村子贫困面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扶贫工作的第一个年头，我和分管部门市文化局的负责同志在曲南村走访了解到，当时村子里学龄儿童有70多名，仅有两间教室，村小学急需改扩建。
　　那时我刚到铜川，很多工作处于熟悉阶段，但为了让村子里的孩子能在较好一点的条件下学习，自己四处协调。在各方面的帮助下，曲南村小学新建了8间砖木结构的教室和活动室，筑起了120米院墙，修建了新的卫生厕所，还建起一块小小的升旗台，每到周一，孩子们聚集在旗台前，高唱着国歌，升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听说西安音乐学院的师生也要帮扶该村，我和市文化局的同志们商量着发挥音乐学院得天独厚的艺术资源优势，在铜川市举办公益演出，我们组织动员市、县两级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前往观看，义演售票款全部捐给曲南村小学。音乐学院的领导和师生非常踊跃，他们不仅准备了两场内容丰富的音乐晚会，还在全校号召为村里捐款捐物。公益演出获得圆满成功，曲南村小学师生的教学环境也得到进一步改善。
　　曲南村在塬上，村子出行要经过一段很陡的坡道和泥泞的土路，村民进出很不方便。在小学改建完毕后，村支书提出，能不能帮他们修一条路。我知道要修路没有资金是不行的。当时是1999年，千禧龙年马上就要来临，可是想到村民希望有一条整齐道路的简单愿望却还没有着落，我很是着急。有一次，我与时任铜川市电力局局长的吴凤鸣同志提起这件事，他即刻答应帮忙，并积极奔走筹集资金。最后，一条7.8公里的通村石子路建成了。路通行当日，全体村民出动，兴高采烈聚集到新修的路上。为了感谢吴凤鸣同志，村民把该路命名为“扶民路”（取“凤鸣”谐音）。
　　在扶贫工作中，改善村民的生活用水一直都是我一个强烈的愿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村民生活用水都要到沟里去挑，天旱的时候水比较紧张，下雨时，水又浑浊。水源和地形的限制让村民的人畜饮水成为大问题。2002年，我为曲南村争取到省人畜用水工程项目。考虑到村民居住比较分散，采用了以建池、打窖、引泉为主的办法，建成一座水站，上水管道900米，地底线路670米，以分散供水工程来满足群众的生活用水，解决了村子里人畜用水问题。
　　扶贫济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各级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每年春节前后，我都要去看望慰问一些老党员、五保户、特困户，对曲南村贫困户更是倾注了更多情感，去的也最多。虽然每去一次非常辛苦，但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的愿望鼓励我一直坚持下去，这个过程，让我感到踏实和欣慰。
　　从1996年到2006年，我在铜川工作的十年里，虽然做了不少的工作，但对曲南村的扶贫经历至今难忘。在我离开铜川调回省城工作的那一年，又为村里争取到了移民搬迁项目，让村里的一部分人能够入住交通便利、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的新区。如今，又一个十年过去了，那些迁移新居的村民们过得还好吧，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对原来那个小小的村庄依然有着种种牵挂和丝丝“乡愁”！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据统计，陕西贫困人口已由2011年的775万人，减少到目前的228万人，累计脱贫547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5.04%下降到9.45%。这些数据都展示出我省近年来扶贫开发工作的丰硕成果，既彰显了省委、省政府带领群众向贫困宣战的坚定决心，也是三千多万三秦儿女的民心所向。相信很快陕西所有的贫困村都将成为历史，所有的贫困人口都能迈向全面小康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