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邓稼先来说,欢乐的少年时光并不长远,七·七事变以后的十个月间,日本侵略军铁蹄踩踏了从北到南的大片国土。亡国恨,民族仇,从此就结在邓稼先的心头。
1941年邓稼先进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尽管条件简陋,生活清苦,但邓稼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用了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就在取得学位刚9天的他,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曾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此后的八年间,他便投身到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当中。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研制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起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同时,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他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零6个月、美国用7年零3个月、苏联用6年零3个月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9年,在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在邓稼先回北京时,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同志离开人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