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里镇是我的家乡，她地处关中平原，背靠梁山，面依漆水，是富饶了千年的风水宝地。打我记事时起，镇上就有一道美食，让我流连忘返、魂牵梦绕了半个世纪，它就是水盆。
　　水盆又叫水盆羊肉，也叫羊肉泡馍。但它和长安城里的泡馍是有区别的，庄里镇人认为长安城人没文化，明明是煮馍非要叫成泡馍！庄里的水盆是一碗清汤，白里透着淡黄，成片的羊肉沉在汤底，骨髓油暗自涌动，碧绿的香菜浮在表面，袅袅香气萦绕。一般一碗汤配两个烧饼。富平的烧饼也极有特点，它在揉馍的时候会加入茴香和花椒，再抹点盐和菜油。先在平锅上烙，再放入炉膛里烤。出炉时焦黄透亮，两面鼓起来，中间是空的，只有两张脆皮。
　　庄里人吃水盆，一只烧饼用来夹肉，一只用来泡在汤里。他们将筷子叉开，从烧饼的边缘插进去，上下一晃，烧饼的两张脆皮像蛤蟆嘴一样张开，一团白气裹着奇异的香味扑进鼻子里，很多食客还没吃肉先被烧饼的香气醉倒，两腮内一汪水早已溢满了舌根。馍刻开后，先将油泼辣子抹匀，再将碗底的肉捞出来放在馍里铺平，然后用筷子蘸点盐洒在肉上。此时将馍合上，放下筷子，右手捏起一颗蒜来，不用剥皮，只用门牙在蒜蒂上轻轻一磕，牙朝皮里一伸，半颗蒜已进了嘴里，而蒜皮像开裂的花瓣张在空中。然后张大嘴咬一口馍，肉汁伴着红油噗嗤一声流出来，顺着手指和手背淌着。下来再将泡的烧饼捞净，一碗鲜汤将缝缝一灌，就碗底朝天了。
　　小时候吃水盆只能在镇供销社的食堂里，庄里镇人称它为“二店”，因为还有一个叫“大店”的地方。它在城墙东门外的护城河边上，那其实是一个车马店。外来的人赶不上进城的时间，会将车马停在“大店”里，顺便住宿，等第二天城门开了向西步行五百米就能在“二店”里吃水盆了。
　　二店很大，是土木砖瓦结构的安间大房。饭厅有几间教室大，摆放着十数张实木的大方桌，屋顶有两排淡绿色的吊扇。操作间和饭厅一样大，张着三个洞开的窗口和饭厅相连，食客们可以对操作间的活动一目了然。庄里的水盆讲究天不亮就去吃，越早越好。因为大家都觉得头锅汤纯，去的晚了，汤里会兑水的。所以庄里镇人一般不是鸡叫醒的，而是被羊肉汤熏醒的。但那时候的水盆并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一般是家里有了什么重大活动，才会去吃一次水盆。比如要建房子或者家里来了重要的亲朋。那时候，人们吃水盆都很低调，走进二店也都低头缩首，说话悄么达息的，像是去干一件坏事。尤其是公家人或者没有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们。屋顶的吊扇旋转着，大家都背对了大门，专注地看着自己的碗，干枯的蒜皮像羽毛一样飞舞，落在他们的脖子上、膝盖上或者鞋面上，他们也不用手掸去，只等下一阵风将它们吹走。而在二店里吃饭唯一声大的是东关的一位五保户老汉，他几乎天天吃水盆。来的时候腋下夹一只白洋布布袋，里面装两只黑蒸馍，偶尔会是两片锅盔。他走进门，先在桌台上摸一只粗瓷的大老碗，走到取饭的窗口，将碗底在窗台上重重地一蹲，然后用那破锣嗓子喊:“来福，舀一碗汤，搭点明油”。叫来福的人是二店的领导，也是掌勺的师傅。只见他憨厚地一笑，赶快将碗拿进去，给老头盛出一碗浓汤来，上面飘满了明油。所谓明油，类似羊脂一样的东西，虽然不是肉，但也能嚼两下的。在长安城里，大家称它为脂花。五保户老汉能有这样的待遇，因为在庄里镇吃水盆，光喝汤是不要钱的。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店挪了地方，盖了三层楼房，很是气派。那时搞改革开放，老百姓的观念变了，就是一门心思挣钱。来福改成叫经理，他是我们地区商业系统唯一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的人，去北京领过奖，回来的时候镇上敲锣打鼓地迎接，煞是风光。他十二岁就给二店里放羊，跟师父虚心学艺，逐渐成了庄里镇水盆羊肉的一代宗师。他长相气派，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为人善良。后来全国发展基金会，供销社也搞了一个，调他去当主任，从此就不卖水盆了。后来基金会又烂了，发生了挤兑，来福眼看不能给储户兑现，心里过意不去，竟悄悄地在家上吊了，听后让人唏嘘不已！
　　好在来福传承了几个弟子，以致于我们现在还能吃上地道的水盆。二店变成了庄里餐厅，地方更大了，吃水盆的人络绎不绝。大家也不像过去那样低调了，都开始嘈杂起来。开票的时候服务员问要“单走”还是“双合”？点“双合”的人声音就很大，弄得满餐厅人都能听见，而且他还要特别大声嘱咐“不要明油哦！”然后满场子卖眼，看看吸引了多少目光。其实“双合”就是优质的，两份肉而已。
　　历史走到了当今时代，庄里人吃水盆从过去的打牙祭变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是全家上，吃完饭一家人一大排溜达在街上，掏钱的人必定披了上衣，手里擎一根牙签如撬杠一般在嘴里捣鼓，一边迈着方步张望，等待着熟悉的人们和他打招呼。有次回家和母亲闲聊，母亲说:“人家那谁日子过得好！”我问为啥？母亲说:“人家天天领着他妈在北头吃水盆哩！”吓得我以后只要回家，一定会强领着母亲去吃水盆，以显示她儿子日子过得也不赖。
　　时代在变迁，而庄里水盆依旧美味。后来我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到那里都会搜寻类似水盆的美食，吃来吃去，还是庄里镇的水盆最美！

（张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