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路遥的一部成名作，于1983荣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它真正确立了路遥在我国新时期文坛的地位。这部13万字的中篇小说从问世起就受到了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
　　小说主要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背景，讲述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农村，离开农村，再回到农村的人生命运。以高加林的两段恋情发展为线索，刻画了城乡交叉地带农村知识青年在农村与城市面前的曲折选择和人生态度，揭露了生活中的丑恶和庸俗，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
　　悲剧宿命折射个人命运的艰辛
　　高加林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本就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返回农村当了三年民办教师对他来说算是一种安慰。如果顺利，他可以通过考试转为正式教师，实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愿望。偏偏命运捉弄了他。村支书高明楼通过私人关系，让自己儿子三星顶替了高加林的位置。
　　这是高加林人生事业上的第一次失败，他被打回到农民身份这个人生原点，离开农村的愿望成了泡影，懦弱的他接受了现实。
　　就在他接受命运的安排时，他的人生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叔叔高玉智从部队转业回到县城当劳动局局长，副局长马占胜和高明楼为巴结高玉智，以“假招工”的方式将他推到了城市，让他成为县委通讯组的一名通讯员，高加林从农民变为国家干部，离开农村迈进了城市。他努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为全县城人都知道的“明星记者”。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命运又和他开起了玩笑。他的“走后门”事件被揭发，县里取消他的干部身份，他再一次回到了农村，回到了农民身份这个人生原点。
　　这种一波三折的“进城梦碎”已经不是高加林个体的命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很多像高加林一样的农村知识青年憧憬着城市，想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手段”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最终却回到了最初的“人生”。
　　这份宿命既是高加林个人的悲剧命运，也是当时不少农村知识青年的悲剧命运。在城乡二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很多农村知识青年因“出身”“没关系”“没机遇”等因素，在时代的洪流中无法改变个人的命运。他们有才气却出身低微，不肯服从命运的安排，却因为挡在他们与上层社会之间有着巨大能量的等级制度被现实打回“原形”。
　　对此，路遥在小说中给出了屈从的解答——“作为青年人自己来说，重要的是正确对待理想和现实生活，哪怕你的追求是正当的，也不能通过邪门歪道去实现啊，而且一旦摔了跤，反过来会给人造成一种多大的痛苦，甚至能毁掉人的一生。”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而他在小说扉页中引用柳青《创业史》中的话，更是一种无奈地认命。 
　　于连式人物爱情终是黄粱梦
　　高加林民办教师资格被顶替后，早就倾慕他的同村姑娘刘巧珍勇敢地向他表达了爱意。巧珍可是大马河川里最俊的姑娘，又是乡里著名的“财神爷”刘立本的女儿。可她偏偏爱上了他这个穷得“满窑没一件值钱东西的穷户”。在刚开始巧珍向他表明心意的时候，他很矛盾。他清楚自己没有放弃当上“城里人”的梦想。他也清楚如果他和巧珍在一起“无疑就要栓在土地上了”，但那时是他内心最孤独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他自私地决定了和巧珍在一起。这不仅伤害了他自己，更伤害了善良的巧珍。
　　他进城当了通讯干事，成了城里人，随着身份的改变，他就看不起巧珍了。巧珍到县里去看他，见面说的是水井修好了和他家老母猪生了多少个猪崽，这让加林无法忍受。他觉得他与“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巧珍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更没有前途可言。
　　在他通讯员事业风生水起之时，理想中的对象——高中同学、县委干部之女、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萍向他抛来了爱的绣球。这让高加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上高中的时候，黄亚萍就喜欢高加林，但是毕业后高加林回了农村断了她的念头。如今，高加林再次回城，她就迫不及待地来找他表白。当黄亚萍表示可以将他调往大城市时，这个追求上进的人立刻“缴械”，用一条红围巾打发了巧珍，结束了他的第一份爱情。
　　然而，他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的。他和亚萍的疯狂恋爱行为激起了张克南妈妈的愤怒。不甘心儿子的爱情输给了一个农民，张克南的妈妈举报了高加林“走后门”事件。高加林又一次成了农民，因为他身份的改变，城市与农村是他们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他和亚萍的爱情也不得不以分手结束。高加林回到了农村，与此前不同的是，善良温柔“金子”般的巧珍已经嫁人，不会悄悄出现在他身边安慰他了。
　　细看这两段恋情，高加林都是从“实用”角度出发，巧珍是他在村里证明自己“优秀”的工具，亚萍则是他“追求上进”的阶梯，从头至尾，他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了个人的前途，在面对亚萍的时候，他狠心地与深爱着他的巧珍分手，借助黄亚萍这个高枝以图实现更大的个人私欲。就像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倘若“走后门”未被揭发他顺利地调往南京，或许更加优秀的高枝出现时，黄亚萍未尝不会成为他的第二个巧珍呢？
　　讴歌劳动告诫“高加林们”直面现实
　　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俯视农村，讴歌劳动是他作品的一个主题，《人生》也不例外。“娃娃呀，回来劳动这不怕，劳动不下贱！”在小说结尾部分，作家借“高德顺”这个人物直抒自己对劳动的看法，也在提醒“高加林们”热爱农村，勤恳劳动。
　　人生虽有起落，但要勇敢直面现实。在告诫高加林时，高德顺敦敦教诲道：“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只要咱热爱劳动，一切还会好起来的。再说，而今党的政策也对头了，现在生活一天天往好变。咱农村往后的前程大着哩，屈不了你娃的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城乡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农业政策也在与时俱进地发生变革。《人生》的问世，体现出年轻的路遥把目光投向变革中的现实生活、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情感与命运，关注农村、讴歌劳动、礼赞改革的创作观，为《平凡的世界》的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也体现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创作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路遥的《人生》给作家的启示就是：要始终站在普通劳动者一边，与人民同呼吸、共奋进，体现时代的召唤，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基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

（李东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