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靖难之役后明成祖迁都北京
　　
　　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市镇，周家口是其中之一。周家口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东南部。明朝贾鲁河被疏浚之后，与沙河、颍河交汇，周家口处于三川交汇处。周家口或周家埠口的名称出现较晚，据明朝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查荥阳之东，广武山南，一水东流。经郑州中牟之北……在元时名为郑水，土人名为贾鲁河者也。南至周家口，与颍水合流……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
　　可见，周家口作为一个聚居区应该开始于明代。贾鲁河修浚以后，为方便南北两岸的人员往来与物质交流，有一周姓人家在此以摆渡为业，时称“周家渡口”或者“周家埠口”，后来为称呼方便，唤之为“周家口”。周家口从一个普通渡口到清中后期的鼎盛时期，有四万余户，二十万余口，成为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商业巨镇，和朱仙镇、社旗镇、道口镇并称为“河南四大名镇”。
　　周家口兴起的历史过程考察
　　明代前期，周家口是商水县附近农民进行农副产品交换的一个集市。隆庆年间安徽商人黄汴所著《明一统路程图记》，该书记载周家口到朱仙镇的水陆：周家口……李家潭，四十里朱仙镇。可见，当时的周家口是一个供往来客商停脚的地点，在众多交通节点中地位并不突出。
　　周家口的发展起步较晚，但较为迅速，在清中期达到顶峰。通过对有关周家口历史资料的细致考察，可以将周家口的发展历史分作以下三个阶段。
　　（一）因漕而起：南粮北运的中转站
　　靖难之役后，明成祖迁都北京，所需粮米大增，一时间“北京军储不足”。命陈瑄发展海运以供应京师。军士唐顺建议通过卫河运粮，他说：“卫河之源，出卫辉府辉县西北八里太行苏门山下，其流自县城北经过卫辉城下，入大名濬县界，逶迤抵直沽入海”。并指出，卫河上源南距黄河仅五十余里陆地，若开通卫河与黄河间的水道，南粮就可“转致卫河交运，则公私两便也”。
　　永乐四年（1046年），明朝一边继续海运，一边组织河运。河运由淮入黄河至阳武（河南原阳），陆运至卫辉，仍由卫河入白河至通州，再运到北京。永乐年间，淮河、颍河疏浚，使得从江淮到中原漕粮运输成为可能。
　　《明史·郁新传》记载：永乐元年初，转漕北京，新言：“自淮抵河多浅滩跌坡，运舟艰难。请别用浅船载三百者，自淮河、沙河运至陈州颍溪口跌坡下，复用浅船二百石者运至跌坡上，别用大船运入黄河。至八柳村诸处，令河南车夫运入卫河，转输北京，从之。”
　　材料中所提“陈州颍溪口”距周家口不远，由于从淮河到黄河的航路中浅滩较大，而漕船负重较大，吃水较深，容易搁浅。于是船队从淮河使用浅船载粮运至位于陈州府境内的颍溪口，再换深船入黄河，至八柳村，再走陆路入卫河，继而“转输北京”。
　　在上述的转输体系中，颍河北岸由于漕运之船在此停留，逐渐兴起服务于漕运及漕运人员的集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家口作为三河汇集之地暂露头角。
　　（二）明末战乱，沙河两岸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明代中后期，周家口附近出现了一批买卖粮食、茶叶、药品以及日用百货的商铺。尤其是沙河北岸出现了永宁集，商业集镇的出现是商业发展的表现，也是周家口作为一个新的区域经济中心形成的标志。
　　周家口的繁荣在往来官员的笔记以及民间艺人的唱词中均有体现。明朝翰林大学士熊廷弼在《七律·过周家口》中写到：“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可见当时周家口商业航运的繁华。李观海在《岐路灯》中提到嘉靖年间发生在祥符县的故事：“……传牌已到朱仙镇……大船到周家口换小船，好进汴水。”颍河上游可通漯河，下游直达正阳关，是河南、安徽货商的必由之路。
　　但这样的发展态势因战争而被打断。明朝末年，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在河南与明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基本上控制了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并数次打败前来征讨的明朝军队。后来形成了农民起义军、八旗军以及明王朝的残余势力共同争夺河南的形势，中原大地再遭战火。
　　“河南舞阳以东汝宁一带地方俱属总兵刘洪启将官分据……八月十二日定国率兵马将归德府城池残破，蹂躏不堪。金陵口南至许州、舞阳、西平、遂平、临颍、郾城、扶沟、鄢陵、汝宁迤南等处地方俱属总兵刘洪启管……河南各处非兵即寇，各占一方，无处宁静”。
　　战争使得原有的商业运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残破的社会经济也使得周家口作为航运节点的腹地优势不复存在，周家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三）清朝逐渐恢复并达到顶峰
　　清初，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商业的政策举措，周家口一带的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周家口的经济发展开始超过永宁集。康熙《陈州志》“乡村集镇”条将周家口列为“新兴市镇”而没有记载永宁集，可见当时周家口的发展已经超过永宁集，并最终将永宁集合并，成为一个影响力更为广泛的商业市镇，成为连接中原腹地和江南市场的商业枢纽。
　　这时的周家口虽然只是一个市镇，其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商业名气却超过府州县城“出来不识陈州路，瞥眼先疑是府城”。周家口作为一个因商业崛起的市镇逐渐转变为一个职能逐渐完善的城市，其交通、行政、商业、文化职能均已齐备。
　　疑似府城：周家口鼎盛时期的表现
　　周家口在清中期达到发展顶峰，具体表现为居住人口不断增加，商业繁荣，大量商业会馆由于管理事务的增加，周家口的政治职能也在不断完善，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
　　（一）居住人口不断增加
　　据乾隆《商水县志》记载：“时永宁集地方管辖1132户，新增地方周家口管辖1919户，共3051户。”许檀按照平均每户五人计算，推算人口为1.5万，并估算嘉道年间人口为四到五万人。据乾隆年《商水县志》：“旧在沙河南岸，仅有子午街一道，居民数家，街道纵横延及淮宁境，连接永宁集，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樯桅树密，水陆交汇之乡，财货堆积之薮，北通燕赵，南接楚越，西连秦晋，东达淮阳，豫东一大都会也。”
　　由于商业的繁荣，人口的增加，周家口的市镇面积也在不断的增加。周家口被贾鲁河、颍河分作三部分：河南、河北及河西，周围十余里。“人烟丛杂，街道纵横”。嘉道年间，周家口内停靠的码头埠口计有上齐埠口、大渡口、小渡口、新渡口、王家埠口等六处。人口的增加，尤其是外来商业人口的增加，是周家口崛起的重要表现。
　　（二）商业会馆大量集中
　　乾隆道光年间是周口商业最为繁盛的时期，这从商人会馆大规模的重修和扩建可明显反映出来，其时，陕西、山西、安徽、江西、湖广、福建等省商人纷纷来镇贸易，在周家口修建了十余座商人会馆，且大多规模宏大。据许檀统计，周家口在这一时期有大型商业会馆近十座，如下表：清乾隆年间周家口大型商业会馆统计会馆名称山陕会馆商业会馆性质备注地域位置陕西、山西沙河南岸共有两座江南会馆商业会馆商业会馆商业会馆商业会馆商业会馆商业安徽沙河南岸覃怀会馆河南怀庆沙河北岸陆陈会馆沙河北岸沙河北岸沙河南岸贾鲁河万寿宫禹王宫天后江西湖广福建
　　除了上述商业会馆，还有十余座专门的行业会馆。比如油业会馆，又名大王庙，在沙河南岸山陕会馆东侧，占地约4亩，建筑宏大且数量较多。该会馆建于乾隆中叶，据县令牛问仁所撰《周口南岸金龙四大王庙碑记》记述了会馆的创建过程，碑言：周口地界淮、商，贾鲁诸河汇入颍流，商贾云集。康熙年间都油增价，众商舟楫顺利，诸藉王休，咸思报之。粮油商人公议每千百抽存什一，乾隆初年计得四百余金，经营生息三十余年，又各竭力捐输，始得赞成其事。
　　大型商业会馆和行业会馆的集中修建，可见当时往来商人的密集、资本的雄厚和周家口作为新兴商业市镇的活力和吸引力。
　　（三）政治职能显著提升
　　傅林祥认为，次县级行政机构职能的差异，可以分为“分防”“分理”“分征”，其中分征官员的职能增加了征收钱粮赋税事务。征收钱粮赋税一般是州县正印官的职责，因而在某些省份被视作为是一个独立的政区。
　　雍正十一年，陈州知州董起盛奏请将陈州升格为府，就特别提到周家口：“陈州幅员辽阔，绵延数百里，界连八邑，犬牙相错，河通淮泗，路达江楚。更有所属周家口一带地方，水陆交冲，五方杂处。一切刑名钱粮、稽查保甲、各处验勘难以悉举，事本繁多。”
　　因此要求将陈州升高为府，从这份奏折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陈州知州董起盛是将周家口作为升府的一个重要加分项，并阐述周家口作为陈州升府之理由：“一切刑名钱粮、稽查保甲、各处验勘难以悉举，事本繁多”，需要提升相应的管理等级。
　　周家口虽并未正式成为独立的政区，但是反映出周家口作为一个商业市镇，其资本的雄厚，客商的聚集和市场的繁荣所带陈州在升府一事中带来的巨大优势。雍正二年将陈州升格为直隶州，为了管理方便，将管粮州判移驻周家口。从行政机构的设置上也可以印证清中期周家口商业规模和市镇规模的高度繁荣。 
　　结论
　　通过对明清时期周家口兴起发展的考察，可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周家口发展的主导因素不同。具体言之，沙河与颍河的交汇点最早形成了若干渔民定居的点状聚落。明初由于南粮北运的新航道必然在周家口附近进行换船转场，周家口集镇逐渐孕育和发展。明代中后期，由于贾鲁河疏浚之后，运输便利，沙河北岸的永宁集开始兴起，周家口作为一个商业市镇初步成熟。明末及明清易代之际，河南成为闯军、明军、八旗军角逐的战场，周家口的商业发展受到极大破坏。清初，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统治者采取了一些发展商业的措施，周家口开始逐步恢复。到了清中后期，由于贾鲁河逐步淤塞，周家口逐步取代朱仙镇而成为豫东商业重镇和中原水运枢纽，人口众多、商业发达，政治地位也显著提升。
　　到了清朝末年，中国迎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继爆发，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得清王朝在经济上最为富庶的东南地区遭到严重的摧残。捻军在中原一带与清军作战，周家口沦为战场。周家口发展的经济腹地和对外市场均遭破坏。近代铁路兴起后，京汉铁路从周家口旁边的漯河经过，中原地带的物质人员交流从西北——东南的内河航运模式，转变为北——南走向的铁路运输模式，促成明清时期周家口崛起的三个最为基本的要素都消失了，周家口的衰落和被遗忘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