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与两个奶奶一共生了多少个孩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最后成人的有三儿、五女。虽然爷爷是个受苦人，可五个女儿嫁的却都是富裕人家，也就是方圆几十里的地主、富农、举人和乡绅之类的有钱人家，收了不少彩礼。
　　这五个姑姑中，我最早认识的是大姑。
　　那是1965年冬天的一个清晨，父母上班之后奶奶就揭开被子，将我从热被窝里赶出。“往起走！黑了不给下睡，第二天不往起走！”大约早上八九点钟，风嗖嗖的，房檐下挂着一尺长的冰溜子，天气很冷，我抱着一个干馍，躲在单元门洞里啃着。这时，有一个头上围着围巾、个子比较高的老太婆，手里拿着个信封，问：“你晓得王文章家在哪里不？”“王文章是我爸。”我说。没想到这个老太婆放下包袱，拉着我的手就开始哭：“哎呀，可找到了。”我将老太婆领回家，她一看见奶奶，俩人就抱头痛哭。她就是我大姑，是我爷爷和前房奶奶生的。我奶奶与爷爷结婚时，她才几岁。虽然大姑和我父亲是同父异母，但她曾帮奶奶带过小时候的父亲，因此他们姐弟感情很好。
　　大姑虽然嫁了个有钱人家，但解放前姑父家已败落，家里成分不是很高，也幸运地躲过了土改斗争。大姑的一个儿子也曾被父亲带出来工作过。但是，大姑父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去世了，丢下了不到50岁的大姑。当时大姑有两儿两女，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两个儿子也已成家，但大姑的生活却因多种原因没有着落。因此，大姑便想到来西安投奔弟弟。
　　大姑说，她是一路拿着信封皮，从老家步行讨饭到西安的。走了两个多月，每见到一个窗口就喊“妈”，直到今天才真正找到了“妈”，也就是奶奶。
　　梳洗打扮后，我才发现大姑其实很漂亮，头发黑黑的，眼睛大大的，个子较高、皮肤较白，尤其爱笑，就像一个菩萨。大姑叫我起床是这样的：“猴小子，起床了，再不起来太阳就照在光屁股上了！”大姑人也勤快，一来就帮着奶奶干活，洗衣、做饭、拆洗被褥、缝补衣服、做鞋子和鞋垫、打扫房子，忙个不停。父母亲很高兴，对大姑很好，大姑对我也很好。逢年过节家里吃好东西，一人一份，奶奶的那份舍不得吃，一般都给了弟弟；而大姑的那份，肯定都留给了我。父亲还会抽时间带大姑看病，出去转转，观赏风景，还给大姑做了她喜欢的平绒夹袄，并试图给她在西安找对象。
　　一段时间后，大姑的心情和气色好了，看起来比刚来时年轻了十几岁。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大姑的命运。解放前后，父亲无论在延安、扶风县，还是在党校和商洛学习工作时期以及调到西安庆华厂时，他一直都配有手枪，有持枪证。四清运动时，厂里要求收缴枪支，父亲就将枪上交了。记得当时保卫科科长来家收枪的那天，我在旁边看着。那是一把五四式手枪，枪的边角已经磨得发亮，平时用红绸子包着，放在枪套里。我看到他们签字交接，保卫科长把枪装进包里带走了。1966年冬天，我们住的那栋楼房，距家里窗户十几米处，有工人维修下水道时从井里挖出了一个油布包，包里有几十发手枪子弹。
　　当天下午正吃着饭，家里来了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把我们家连大姑一起大小9口人带到招待所分别审问，并把家里翻了个遍，甚至把奶奶和大姑小脚上穿的鞋都脱下来检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到晚上12点才放我们回家。这件事把大姑吓坏了，从此再也不敢在西安待了。
　　不久，大姐将大姑送到黄龙县，大姑的一个女儿家。以后再就没有什么音讯了，家里只留下一张大姑和家人的合影照片。
　　1976年春节，我随二舅回陕北老家过年，临回西安时去看望了奶奶，碰巧遇见了回娘家的大姑。大姑这时已明显老了，手里拄个拐棍，头发已花白。她把我拉到一边的窑洞里，解开大襟棉衣，从里面的口袋里取出一张手绢，哆哆嗦嗦找出两元纸币，硬是塞给了我。当时我已16岁，正上初中，按道理不该接大姑这钱，可我却鬼使神差、稀里糊涂地接了。两元钱对城里人可能不算什么，可对于当时的大姑还是个很大的数字，基本上可以够她在农村生活一年。因为，他们一年四季只需要买盐和火柴，就可以勉强生活了。后来，听大姐说，有一年她去看大姑，大姑正坐在窑洞门前，边晒太阳边脱下棉袄捉虱子。当时披头散发，头发已完全苍白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大姑。她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也不知道。她的形象就定格在大姐的描述里：黄土高坡下，一孔窑洞的门口，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光着脊梁，翻开棉袄，在捉虱子。

王 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