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决定着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关系结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多元行动主体紧紧围绕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紧密配合大局发展，彼此保持生死存亡命运关系，最终编织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关系网络，凸显出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典型特征，取得了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伟大业绩。
目标性：基于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伟大行动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经历的特殊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阶层实现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干部与干部、群众与群众、战士与战士，彼此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促进，为取得战争胜利形成了集体行动的伟大历程。众人拧成一股绳，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英勇克难，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利益拼搏奋斗。正如相关论述所言：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勾心斗角，有的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彼此都很坦诚，谁也用不着戒备谁，你完全可以把心胸全部敞开。
理论性：拥有相对丰富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十分丰富，具有强大的指引功能，推动了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有效进展，更是延安时期社会治理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探寻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全身心带领各群体努力拼搏，最终夺取战争胜利。通过理论导向、制度设计和机制引导，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有序行动，切实发挥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功能，实现了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更大成效。同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理论体系彰显出公正性、公平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属性，切实维护民众的根本利益，扎实推进革命的伟大进程。
自主性：党领导下的各主体高度自主性实践 延安时期，社会治理主体也是多元化的。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主体参与的集体行动过程，也是各个主体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自觉实践过程，进而促进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伟大变革，重塑延安时期社会风气，推进革命的发展进程。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组织到个体都具有较高的实践自主性、实践能动性和实践自觉性，各自获得较大的自主能力，各行动主体更是紧密配合、相互联系，集中力量实现治理目标，为革命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科学性：凸显社会治理的制度性设计及布局 延安时期，社会治理围绕社会治理理论进行变革行动，客观存在大量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具体支撑，同时，社会治理制度起到保障作用，促进民众社会行动，规范民众社会行为。同时，党和政府创设系列社会治理制度，注重制度设计的科学性、适应性和有效性，运用治理机制将治理理论、治理主体、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串联起来，释放社会治理机制的无穷魅力和无限力量。同时，不断构建社会治理系统机制，促进民众广泛参与，鼓励、促进各个阶层的社会群体积极行动，发挥制度引导功能，规范社会治理秩序，推进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伟大实践。
法治性：积极推进社会治理的法制体系构建 坚持社会治理制度化，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构建社会治理法治体系，提高延安时期社会治理法治水平，确保延安时期社会治理按照法治轨迹运行。为此，遵循历史客观情况，制定出大量社会治理法律制度规范，净化社会风气，治理匪患难题，从具有宪法作用的《施政纲领》，到乡村社会的《村规民约》，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为社会治理尤其是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行动指南，保护民众基本权利，严格落实违法党政官员的系列法律制度，不断构筑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法治框架。
民主性：提升参与广泛性与治理重心在底层 激发民众热情，畅通社会治理参与渠道，高度重视乡村社会民众的主体参与。延安时期，我们党切实维护民众权利，规定了人民享有民族平等、政治自由、财产权、生存权等基本权利，释放了民众最大潜能，增强了民众最大能力，唤醒民众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了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另外，延安时期，社会治理制度中心与重心在乡村社会，尊重民众的意愿，吸收民众的建议，发挥民众的力量，践行最大化的民主治理，整合不同利益关系，维护广大民众根本利益，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根基。
技术性：实现社会治理技术的综合系统应用
从技术哲学角度看，技术可分为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自然技术是以物的属性发挥其作用，社会技术则是人类用于组织、管理、协调、统驭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法和手段。延安时期，借助诸多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进行社会治理，从而服务整体大局和发展态势，也正是由于不同技术层次和技术体系的有效支撑，延安时期社会治理更加优化；正是由于多类型、多样化技术方法的作用发挥，延安时期社会治理更加有效。同时，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技术方法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参与性、科学性、有效性等特性，获得了最大化的民意，争取了最大化的支持，促成了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更大成效。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研究”（19CZZ002）的阶段性成果
□ 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省公民科学素质与农村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张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