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支较粗的针吸取疫苗，在酒精擦过的皮肤上划一道，伤口不能出血。随后，伤口处会出现红色斑疹，很快变为丘疹，2－3天后变为疱疹，再转为脓疱疹，逐渐结成厚痂，大约1个月后开始脱落，留下疤痕。
　　这道疤痕，几乎所有1980年前出生的中国人臂膀上都有一个，就像一个模糊的年轮。他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接种天花疫苗，那是一场全民运动。
　　数据显示，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而从1963年之后，中国每隔6年仍然要全面接种一次天花疫苗，直到1981年。
　　在全球扑灭天花委员会宣布已经彻底消灭天花的一年多之后。1981年，中国宣布停止种痘。“虽然如此，北京为了巩固成果，又连续种了3年。”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戴科说，“所有的疫苗都是免费的。”
　　全民种痘行动
　　“控制传染病有3种状态——消灭，比如天花；消除，比如脊髓灰质炎；还有一种状态是控制，那就比较多了。”戴科说。
　　对于媒体报道中说到的，“中国已消灭了3种传染病”，他并不清楚是哪3种。“只有天花可以说是消灭了，脊髓灰质炎是基本消除，部分消灭。”他说。对于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从事疾控防治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接种天花疫苗是抹不去的生活痕迹。
　　“小孩也种，大人也种，需要的种痘员很多，我们经常要培训他们。”从1957年开始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工作的黄素娟今年已经78岁，“那时候要求60岁以下，除了有禁忌症、外出、临时发病等情况外，必须普种，接种率必须要达到80%。”
　　在1950年，北京天花疫苗接种率就已经达到了80%。那一年，北京有80万人接种了牛痘，再加上1949年接种的31万人，已经建立起了预防天花的屏障。在新中国的城市中消灭天花，北京应该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上海，比北京晚了一年多。
　　在1969年之前，接种的天花疫苗都是牛痘苗，这种疫苗的成熟度不如后来的组织培养疫苗。“种痘后出现一些异常反应是难免的，即便是组织培养疫苗也可能有异常反应。”
　　“1963年，我曾经看到过两例，是坏疽痘。”戴科说，全身痘、紫癜等异常反应都可能出现。而那个时候，基层种痘员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出现异常反应一般都要找到北京市疾控中心来。
　　疤痕留下了，天花也消灭了。这比全世界消灭天花早了十几年。在中国消灭天花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1959年，世卫组织才终于开展了全球天花消灭行动。此时，中国还不是世卫组织成员国。
　　灭蝇1亿4千万头
　　北京解放后，新成立的公共卫生局就设立了防疫班，负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1950年2月这个防疫班扩大为防疫队，并且在北郊、北辛安、门头沟、丰台、青龙桥、第八区、第九区等地区原有卫生所的基础上设立了防疫站。
　　同时，公共卫生局颁布《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确定了14种法定传染病（即：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猩红热、流行性乙型脑炎、回归热、伤寒及副伤寒、斑疹伤寒、痢疾、麻疹、黑热病、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其中，鼠疫、霍乱、天花被称为3大烈性传染病。
　　在由北京市卫生局专家刘国柱编著的《北京卫生志》上，一些数据看上去极为惊人。“1952年，首都人民进行灭蝇活动。首先推广东郊区三里屯小学在厕所、墙边、污水池等处挖苍蝇蛹的办法，在全市开展了挖蛹活动。共挖蛹约计2亿多个。夏、秋季采取捕打和药物灭蝇活动，对53172个阴沟、污水池、粪坑、粪场、垃圾堆和56000余户住宅，喷洒杀虫药剂灭蝇。全年灭蝇约1亿4千万头。”
　　作为四害之首的老鼠更是我们的重点关照对象。在1956年2月，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捕鼠1600万只。直到1972年，时任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的戴科还从北京市财政局顺利领到20万元的灭鼠经费。“那时候的20万元，可是一笔非常大的数字。”戴科说。
　　从1919年至今，在北京从来没有爆发过鼠疫，目前从全国来看鼠疫属于控制范围内。对此，灭鼠行动被认为成效显著。但也有人认为，现在是鼠疫静息期，人间鼠疫虽然得到控制，但鼠间鼠疫很难预测。
　　灭鼠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保护粮食，“一个老鼠洞可以藏100多斤粮食呢。”戴科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紧缺，同样因为粮食问题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麻雀，却被林业救了。
　　195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正式宣布：“麻雀对粮食生产有危害，但它是林木果树虫害的天敌，灭麻雀对林木不利。”1960年3月，中央指示，不再打麻雀，改为灭臭虫。
　　天花被消灭了，鼠疫被控制了，而霍乱在爱国卫生运动中也几乎销声匿迹了。但在1965年，北京市又出现了一例霍乱病例。“所以，那一年之后又开始打霍乱疫苗了。”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唐耀武说道，“但霍乱疫苗的效果并不好。”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霍乱完全可以治愈，霍乱防治也就脱离了疫苗。
　　牛郎欲问瘟神事
　　余江县的血防攻坚战并没有在1958年结束，直至今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血吸虫的防治工作还在艰难地推进。而疾控防疫水平全国第二的北京，却在2003年遭遇了“非典”。
　　“非典确实没有想到。”时任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唐耀武说。“虽然北京市的疾控防疫水平在国内已经很高，但在非典之前，疾控防疫工作并没有得到充足的重视。”
　　“北京市防疫站在北京整个卫生系统的经费中只占5%－8%。”《北京卫生志》编撰者刘国柱说，“绝大部分的经费都拨给了医院。防疫站耗资几千万的一栋业务楼，盖了十年才盖起来，而有些医院几十亿的大楼随便盖。”
　　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从事防疫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还因为经费问题与领导打了一架。那时，由于北京市已经连续3年没有出现小儿麻痹症病例，工作人员所在的计划免疫科准备就此做一些监测工作，需要一些仪器。向上级申请多次，均以没有经费告终。愤怒的工作人员与直接领导发生了冲突，但仍然没有要到钱。
　　没钱的时候太多了，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出现流行性腮腺炎病例，我们却没有本地资料（包含原来疫病谱、人群现象等内容的数据库）。我们需要和基层工作人员合作做流行病学调查，也可以补助一下生活贫困的基层人员，但申请了半年也没有申请下来经费。
　　后来，他们仍然坚持把调查做了出来。最终按照每个病例几角钱的标准对基层人员做了微薄的补助。算起来总共才几千块钱。
　　非典之后，北京市对于疾控中心的支持多了不少。唐耀武说道，“对于疾控防疫的重视，不能只是落在口头上。”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2012年，全球将消灭麻疹；2020年，全球将消灭疟疾，但业内专家指出，疟疾疫苗的科研进展并不顺利。与此同时，新型传染病的恐怖已然笼罩在人类的头上。
　　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赵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