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与应对全球挑战的整体性战略，是具有战略指引权威性的长期战略。乡村要振兴，农业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
　　农业现代化的整体发展过程呈阶梯性变化。第一阶段受工业革命影响，商品化与机械化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第二阶段基于对第一阶段的反思，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农业发展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第三阶段在知识经济时代，将知识纳入农业发展的资源，基于信息技术，实现农业全产业链的信息化、科学化、生态化发展。
　　中国农业现代化历经以土地规模化获取地租，形成剩余价值，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在工业化建设大背景下，以工业化的方式改造农业；现今多数已进入农业产业化阶段。而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农业生产所需的要素早已被其它产业定价，农业没有再次定价的能力；并且农业产业化发展本身会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的不断增加，加之农村没有发展产生出适宜的金融工具。因此，也就造成了一方面即使其它行业就业压力变大、就业环境变差，但农业方面仍然存在长期缺人的现象，另一方面即使我国耕地面积紧张，但仍存在大量耕地闲置、荒废现象，形成“缺人、缺地、缺资金”的困难发展局面。无法支付要素价格，造就了现阶段农业现代化发展困境。
　　二、基于农民主体权益，打破发展困境
　　新时代农业现代化是包含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总和的现代化。而农业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滞后于二、三产业，且长期遭受生产要素的流出，那么面临此等困境的农业现代化应如何突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战略从理论上赋予了农业主体的生态要素定价权，极大拓展了农业现代化发展中被重新定价的要素范围，如果实现生态资源货币化，便可以促使过剩的金融货币回流到生态化建设中，解决资本短缺问题。同时中国现有农村基本已经全部完成“五通”政策，具备了产业融合发展的硬件条件。
　　过去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导致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基本完成以及沿海加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外贸下降等原因，低端劳动力在城市中的价值越来越小，特大城市负载不断加重，加之国家鼓励、支持乡村建设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大并且伴随着市民下乡风潮，可以预见会有劳动力回流现象的发生。
　　如何引导这股生产要素回流趋势？怎样基于国家已经投入的巨量潜没资本来撬动乡村潜在的巨大价值？关键在于人，即以本土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乡村的巨大潜在价值不仅体现在自然循环的生态上面，同时也反映在乡土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等适宜于本地的社会活动方式中。农民最需要的是致富，在现行社会发展进程下，要实现致富，乡村社会至少应满足三个前提：
　　1、乡村社会的基本稳定：
　　稳定是发展的首要前提。中国农村土地担负着国家财政没有对广大农民承担的“福利”功能，只有确保农村人地关系的基本稳定，乡村社会才会存在基本稳定。2019年国务院就发布了三份关于农村农业的文件，明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2、提高组织程度：
　　目前乡村农民群体高度分散化，缺乏合力。农民群体必须提高自身的组织化程度，才能增加自己的谈判地位，借此合理反映产业发展需求，同时争取对于自身的有利政策，最终确保自身的合法权益。党中央部署的五级党委书记抓乡村振兴政策，可以显著加强乡村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3、生态环保：
　　农业本身应当是具有环保功能的产业，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将过去工业改造背景下的高化肥、多农药的农业生产模式以及观念转换为新时代发展所需的绿色、生态并融合其它产业的综合发展。
　　三、立足绿色生态发展，培养现代化农民群体
　　现今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缓慢，最为关键的是缺乏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高素质农民，具体到果业现代化中体现为：乔化改造，需要专业改造知识、果业同现代信息技术融合，需要学习相关网络信息知识、为保障果农收益推进的果业保险措施，同样需要具备相关知识储备的人完成对接以及后续维权保障工作、推进组织化经营的合作社，也需要可以带领解决问题的实际带头人等。因此，需要大力推进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工作，建议如下：
　　1、明确培训对象：
　　按照知识背景大致分为三类：基于传统农业经验只具有农业知识的老农人，目前为农村从事农业工作的主体；具有一些传统农业经验以及一些工业知识的兼职半农人，目前为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完全成长在工业化、信息化体系下的新农人，目前为潜在回流对象主体。按照农业现代化整体发展方向，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主体，进行不同的针对性知识培训工作；
　　2、全方位培训（金融知识、网络平台知识、文化知识）：
　　完成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关键农业技术以及多产业融合思想的培训工作，列举实际多产业融合发展案例进行学习培训，奠定乡村社会的全方位、多层次发展基础；
　　3、组织观念培训：
　　以党委组织为领导、以合作社为标志，进行农民群体间组织观念培训工作，增强凝聚力，激发农民群体自主性，推选实际带头人，提高群体的谈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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