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创新是第一动力”已经成为宣传口号，今天已没有人能否认创新的重大意义。经济、科技、教育等需要创新，学术研究同样需要创新。不管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人文社科研究，没有创新就没有学术的进步、科技的飞跃。对于人文社科来说，创新不只是提出新观点、使用新的方法、开拓新的领域，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辑校、考据等等，同样也是创新。
　　表面上看，历史文献整理貌似没有新观点、新领域、新方法引人瞩目，但对历史文献的考订与保护，却是相关学术深入研究的基础性工程。没有可靠的历史文献基础，相关的学术研究就会成为无本之木。在此方面，梁家贵教授和张青松、范斌两位老师辑录考校的《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辑校》一书当是历史文献整理的范本。
　　管仲被后世尊为“管子”，作为先秦诸子之一，担任齐相四十年，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被后人誉为“华夏第一相”，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哲学家、军事家。从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言，无论是国家治理、经济改革、军事战略，还是外交谋略、学术研究，均有极高的造诣，既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可以说，从理论到实践都卓有成效，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再无第二人。正因如此，对管仲及《管子》的研究，自管仲之时至今都不曾中断，而且各种著述宏富。学术界还有专门研究管子的学术期刊《管子学刊》，创刊于1987年。国内学术界似只有孔子享此待遇，有1986年创刊的《孔子研究》。学术界对《管子》的研究虽然不是显学，但早已形成了“管子学”应无问题。
　　《管子》一书内容庞杂，思想宏丰，荟萃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之学，可称为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学术界对《管子》一书的篇目、内容、作者及成书年代等虽有争议，但大都认同现存《管子》76篇集中体现了管仲丰富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思想。
　　对“管子学”的学术史进行爬梳整理，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学术工作。晚清时期由于受到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各领域都被迫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文化学术也难免受到西学的影响。因应激烈的社会变动，晚清学界对《管子》的研究也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迹。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不仅“开眼看世界”的学术界在思考思想文化的更新，仁人志士在为救亡图存而改良与革命，清醒的朝野官员也在谋求变革变法。其中《管子》自然成为被重新解读而唤醒的最佳传统文化资源之一。从“管子学”的学术发展路径来看，晚清时期对《管子》的研究上承传统的《管子》校释，下启民国时期《管子》研究的学术风气和发展方向，实现了《管子》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学术嬗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晚清时期“管子学”的学术史并无系统地整理与总结。但梁家贵教授等人的《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辑校》填补了这个缺憾，可谓管子学界的幸事。
　　《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辑校》（下文简称《辑校》）由黄山书社2021年出版，全书70余万字，以晚清社会变动与转型为背景，以1840—1911年为考察时段。根据本时段内“管子学”呈现出的不同学术特征，又按照时间顺序分为《管子》校释、经世致用、“管”体西用和重塑《管子》等四个阶段。
　　关于《管子》校释阶段。该阶段以戴望、俞樾、孙诒让、吴汝纶等为代表，可以称为考据学派。其中，戴望《管子校正》、俞樾《管子平议》、孙诒让《札迻》等皆为晚清《管子》校释中的杰作，其他如陈奂《管子辨识》《校宋宝善堂本管子》，丁士函《管子案残稿》、张文虎《管子校》等均用功甚勤。他们求学、治学的黄金时段均在晚清初期，或师出名门，或家学渊源，在学术路径、学术取向上几乎完全是乾嘉学派的治学路数，加上终年浸淫《管子》等典籍的注释、校释，对时事或不知晓，或不关心。因此，他们长于《管子》一书的校勘，而对其义理的阐释则微乎其微，是清代学术传统滋养之结果。
　　关于《管子》经世致用阶段。该阶段以曾国藩、张佩纶、何如璋为代表。他们一方面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治学方式训练，并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另一方面，又亲身经历了时局的变迁，对时事的艰难可谓感触至深。因此，他们在《管子》研究上不同于前一阶段的考据学派，而是汉宋兼采，充分发挥《管子》的“致用”功能，“居今日而求振兴，惟《管子》一书最切当世之用”（张佩纶语）。以曾国藩、姚莹、张佩纶、何如璋为代表的这部分人对《管子》研究的贡献主要不在校释，而在挖掘其思想价值，彰显其经世匡时的社会意义。
　　关于“管”体西用阶段。该阶段以薛福成、宋恕、陈澧、孙宝瑄、于鬯为代表，他们大多出生在鸦片战争前后，尽管也受到了传统治学方式的训练，但对西学有了较多的认知，其中一部分还曾到国外考察。他们一方面坚持“《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所以以西学作为参照系，采用“西学中源”的文化阐释系统，“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欺（亲）其上。西方所设上、下议院，颇得此意”（薛福成语）。大量发掘《管子》与西学相同或相似之处，为晚清《管子》研究奠定了会通中西的思想基调。
　　关于重塑《管子》阶段。该阶段以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人为代表。这一时期一方面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均告失败；另一方面，西学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以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这部分人依据近代西方学说，从不同视角对《管子》及管仲形象塑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尤其“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梁启超语）。从而有意识地将《管子》纳入到西方学科系统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引领了民国时期《管子》研究的学术风气和发展方向。
　　《辑校》一书按照上述学术路径，本书对所收录的《管子》研究文献资料进行了分类，并加以考释、点校，注明来源，也方便了查询检索。对历史文献的考校整理是一件琐碎繁杂的苦差事，既需要长期的阅读与知识积累，更需要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识见。梁家贵君在行政与教学诸事务繁忙之暇，日积月累，积10年之功终成此书，“吹净狂沙终得金”，殊为难得，个中辛苦，非亲历者难以理解；但书成之时的欣慰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辑校》一书既是对晚清“管子学”的一种学术史的整理与总结，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晚清“管子学”提供了动态背景与检索之便；同时为下一时段“管子学”的同类研究总结提供了学术范例。毫无疑问，《辑校》一书在“管子学”园地中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有鉴于此，建议梁家贵教授乘此开拓之功，用心关注民国时期的《管子》研究文献，假以时日，冀能有“民国《管子》研究文献辑校”之类的著作问世，继续为“管子学”奉献学术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