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在省文物局的指导和省社科联的支持下，由省考古学会主办的“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洛南夜塬遗址、旬邑西头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靖边清平堡遗址等六项考古入选。













　　洛南夜塬遗址
　　百万年前已有人类活动遗迹
　　夜塬遗址发现于2011年，位于洛南盆地西部。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商洛市博物馆、洛南县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本次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总计出土石制品1.2万余件，类型包括备料、石核、石片、修理的工具、断块和碎屑。经河流阶地地貌研究、黄土——古土壤地层序列对比、磁化率分析、光释光测年可知，夜塬遗址下部含古人类文化遗存的第36层在不晚于距今110万年前的早更新世晚期便已形成，当时人类的石器加工技术属于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体系，工具主要为简单修理的砍砸器、刮削器等；距今约78万年至25万年前后的中更新世早期至中期，虽仍为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体系，但古人类的石器技术持续进步，工具中新出现了单面修理、形态较规整的手镐。
　　夜塬遗址考古发掘确认了洛南盆地存在百万年前人类活动的证据，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以上的人类史，将洛南盆地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至少延伸了30万年，使得洛南盆地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存在百万年前人类活动信息的重要地区之一。
　　旬邑西头遗址
　　为寻找西周“豳师”提供重要线索
　　经过连续5年的持续考古，考古人员在位于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公里的西头村发现并确认，西头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在该遗址不仅发现了西周时期大型城址，而且发现了10余座商周时期甲字形大墓，为“豳”地历史及王畿地区统治方式研究拓展了新路径，也为寻找文献所记载的西周“豳师”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8年—2022年，西北大学、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旬邑西头遗址进行持续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发掘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圳五个地点。经拉网式区域性系统调查，确认西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2022年通过勘探，在遗址西侧区域发现夯土城墙、壕沟及道路遗迹，表明该处为一座大型城址。对南城墙进行解剖，可确认城墙年代为西周时期，结合勘探已基本确认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分布范围，初步判断该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
　　秦汉栎阳城遗址
　　发现目前最早的都城轴线
　　秦汉栎阳城位于阎良区新兴、武屯街道。20世纪80年代，栎阳城考古确定了一号古城。从2012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进一步发现二号、三号古城，确定三号古城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的栎阳城，并逐年开展较大面积发掘。2021年到2022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完整揭露了三号古城的3号和11号两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第一次完整揭示出该时期宫城核心区主要建筑，对深入开展战国秦汉建筑研究有重要价值。考古人员初步判断，三号建筑是栎阳城作为都城时，君王和大臣商讨国家大事的重要场所。可以说，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这里制定的。
　　此外，根据勘探、发掘资料，结合三号建筑东侧南北两台阶可确定，那里存在一条贯穿整个三号古城核心宫殿建筑的南北向轴线。作为目前考古发现并确定的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它的发现和确定，对战国秦汉都城乃至我国古代都城的布局研究均有重要价值。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
　　浐河流域考古发现唯一一座汉代古桥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位于半引路西侧，东三环东侧，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北侧，西距浐河约400米。2022年9月起，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灞桥区三殿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对勘探发现的古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已清理桥体残长74.64米，宽20.54米，发现桥桩874根。
　　桥桩基本上成排分布，呈西北——东南走向。桥桩有方形木桩、圆形粗木桩、圆形细木桩三种。根据木桩分布情况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分析，发现较明显的规律：方形木桩和圆形粗木桩年代较早，布局较规整，应为西汉早期始建桥梁时所建。大部分圆形细木桩位于方形木桩、圆形粗木桩之间，分布规律性不强，且年代较晚，或为西汉至东汉时期修补桥梁时所立。
　　据介绍，自古桥发现起，现场文保和各类科技检测工作一直有序进行，采用覆膜保护的手段对木桩进行现场保护；对木材含水率、土壤温湿度、空气温湿度等进行人工监测，为后续预防性保护提供依据；通过碳十四测年、冲积层沙石热释光测年、树木年轮分析、树木种属鉴定等手段综合研究古桥遗址建造、使用、废弃过程。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是迄今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考古专家称，该桥正对西汉薄太后南陵及汉文帝霸陵，是帝陵营建这一汉代重大国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桥位于南陵、霸陵与汉长安城之间，为研究汉代道路交通路线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文献“南陵桥坏，衣冠道绝”的记载，推测其可能为“南陵桥”，为进一步寻找文帝“顾成庙”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西汉衣冠道及早期陵庙制度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证实：隋唐长安城
　 朱雀大街宽约130米
　　2021年5月至2022年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小雁塔西北角工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推算出朱雀大街的实际宽度约130米。
　　隋唐朱雀大街是连接皇城朱雀门与外郭城明德门的南北向大街，北与承天门大街相通，又称“天街”，是贯穿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中轴线。此次发掘总计发现隋唐至明清各类遗迹20余处，包括4条道路、3条渠沟、7座桥址、2道墙基、1座门址、1处涵洞、1口井、2处骨灰瘗埋遗迹等。出土各类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铜器、铜钱、铁器及建筑构件等。
　　通过发掘，揭露出一段朱雀大街遗址，街道残宽达101米，其余叠压在工地西墙外的现代朱雀大街之下。“在朱雀大街上发现了东西横穿的水渠。更为重要的是，在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内发现5座东西并列的桥址，皆为南北走向，中间最宽，两边稍窄，间距大致相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张全民介绍，据考古实测，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的中桥恰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轴线上，与明德门五门道的中门道南北相对。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皇城朱雀门外1200多米，与朱雀门和明德门遥相呼应，是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体现了大唐威仪，对于隋唐长安城形制布局及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朱雀大街的宽度，文献记载“广百步”，折合今150米。根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考古勘探资料，朱雀大街的宽度达150—155米。本次发掘的五桥并列遗址，中桥中轴线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西岸相距63.5米，据此推算朱雀大街的实际宽度约130米，与社科院考古所近年根据明德门附近考古推测的数据大致相当。
　　首次对长城遗址
　　开展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
　　靖边清平堡遗址位于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为明代延绥镇长城三十六营堡之一，同时也是明蒙之间互市的场所之一。考古证实，该遗址具有军事和商贸双重功能，在使用过程中，营堡内及周边发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清平堡是首次对中国长城遗址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三年来，我们在清平堡遗址揭露出中心楼、南门及瓮城、显应宫、民居与商铺、堡外的寺院等遗迹，出土大量建筑构件、生活用瓷碎片、彩绘泥塑神像。”据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于春雷介绍，中心楼原本为一座高台楼阁建筑，位于清平堡的规划中心位置，现仅存台体部分，台体下设四出券洞，连接堡内四条主干街道。中心楼本身及其在城址中的建筑布局，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的市场，反映出营堡的商业功能属性，这是营堡自我定位的一个体现。另外，南门及瓮城址的军事防御属性则是营堡修建时自我定位的另一个体现。在中心楼南侧街道两侧清理出分布较为密集的小型建筑10余间，这批建筑分布密集，多为“一宇两内”的结构，住房内有砖砌火炕，院落中有碾房或磨房的遗迹，为当时驻堡军民居住的普通民居和商铺。这样格局的民居建筑，一直延续到现代，在当地还是占据主流地位。这些遗迹反映了在清平堡中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情况。
　　显应宫位于中心楼西侧偏北，平面为长方形。建筑结构保存完整，由砖砌的照壁、大门、院墙、戏台、东西两庑、正殿、寝宫等部分组成，整体呈轴对称分布。显应宫的前朝后寝、戏台与照壁、东西两庑的结构，都体现出浓厚的中原文化因素。在东西两庑出土的泥塑神像可分为两大类，分别是明朝风格的形象和蒙古风格的形象，反映出当时在清平堡内，蒙汉两族人民交流融合、平等共处的情况。

（赵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