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前723—前645），我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本名夷吾，字仲，谥号敬，被后世尊称为“管子”。管仲从公元前685年被齐桓公拜相起，到公元前645年病榻论相逝世，相齐40年。管仲一生雷厉风行、大展宏图，尤其是相齐期间，不仅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还形成了一套系统、科学的治国理论，因而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管子》一书世传为管仲所作，该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荟萃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诸家之学，集中体现了管仲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思想，被称为“百科全书式巨帙”。
　　在对先秦学术思想的探讨中，因《管子》驳杂难识，常为学者忽视，但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史料价值往往引起历代学者注意。《管子》在战国后期已经流行，韩非、贾谊、刘安、司马迁等人都曾读过此书。韩非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韩非子·难三》则有：“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这是《管子·权修》中的话。
　　司马迁是较早评论《管子》的人。《史记·管晏列传》有：“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他所引用管仲“仓愿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直接取材于今本《管子·牧民》。《史记·齐太公世家》的部分内容应该参考了《管子》的《大匡》《中匡》和《小匡》。如《大匡》说：“瓜时而往，及瓜时而来。”《史记·齐太公世家》亦云：“瓜时而往，及瓜时而代。”《管子·大匡》：“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下，伤足亡屡。”《史记·齐太公世家》：“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失屢。”
　　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奉命整理《管子》。刘向在《管子叙录》中说：“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下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从刘向的收集整理来看，在刘向之前，《管子》以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形式在官府和民间流传，重复和互见夹杂其间，因此才会有刘向的删削，定著八十六篇。
　　刘向整理后的《管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八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八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九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二十四卷。今本《管子》名为八十六篇，但《王言》《谋失》《正言》《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十篇有目无文，实存七十六篇，而且部分章句已经驳杂难辨，似已失去刘向校编本原貌。对《管子》的版本流传，郭沫若的《管子集校序录》、谢云飞《管子析论》、胡家聪《管子新探》、周洪才《〈管子〉版本考述》等，都有较详细的辨析和记述。
　　学术史研究须以文献解读为前提。由于《管子》时代久远，错简杂出，非一人一时之作，致使许多篇章难以通读，对《管子》的校勘、注释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唐代尹知章、杜佑始为《管子》作注。唐宋以后，注本多题名房玄龄。经学者考证，多数认为是尹知章所注，也有学者认为房、尹本为一家。齐鲁书社2001年出版了陈庆照、李障天合写的《管子房注释解》。唐宋以后，有刘绩补注。
　　明清时期为《管子》作注的人很多，如洪颐煊《管子义证》、王念孙《管子杂志》、丁士函《管子案残稿》、张文虎《管子校》、俞樾《管子平议》、孙诒让《管子札迻》、何如璋《管子析疑》、张佩伦《管子学》、陶鸿庆《读管子札记》、刘师培《管子斠补》等。戴望的《管子校正》收入《诸子集成》，成为现存的通行本，而许维遹、闻一多、郭沫若等编撰成的《管子集校》，广泛收集各家注解，成为今天研究《管子》的必备参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赵守正、钟肇鹏、孙开泰、黎翔凤、姜涛等对校勘梳理《管子》也多有贡献。还有一些学者对《管子》的部分篇章进行了注解，如张舜徽的《〈管子〉四篇疏证》、马非百的《管子轻重篇新诠》、《〈管子·内业〉篇集注》等。
　　时至今日，有关《管子》研究的著述已经相当丰富，真知灼见不断涌现。要在前人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非易事。诚如郭沫若所言：“研究工作有如登山探险，披荆斩棘者纵尽全功，拾级登临者仍须自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知勤劳，焉能享受？关于《管子》全书之进一步研究，将尚有待。”
　　梁家贵教授等所辑校的《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辑校》（黄山书社2021年出版，以下简称《辑校》）就是这么一部思路新颖、资料重要的有关晚清《管子》研究文献整理的披荆斩棘之作。
　　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辑校”的最终研究成果，《辑校》作者花费了相当心力。该书分四编，即《管子》校释、《管子》经世致用、“管”体西用、重塑《管子》，加上“前言”和“凡例”，总计24篇，70万字。《辑校》以近代中国时局变动为背景，以1840—1911年为考察时段，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戴望、俞樾、孙诒让等为代表的校释阶段，以曾国藩、姚莹、张佩纶等为代表的经世致用阶段，以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管”体西用阶段。全面搜集整理了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资料，并加以考释、点校，完整呈现了晚清《管子》研究的全貌。全书既考虑了时间因素，也考虑了文献作者、历史影响等因素。纵观全书，笔者认为，《辑校》具有如下亮点：
　  1.有助于推进晚清《管子》学术史研究。
　　近年来，虽有学者致力于《管子》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涉及大量且不易搜集的文献资料，当前晚清《管子》研究领域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辑校》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同时，以晚清时期《管子》研究作为切入点开展《管子》学术史研究，不仅可以“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而且通过综合条贯地介绍这一时期《管子》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学术成就，论述其特征，找出其不足，也有助于推动《管子》薄弱研究环节的开拓。
　　2.有助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晚清《管子》学术史具有清晰的嬗变脉络，反映了晚清志士仁人对挽救民族危机高度认同的社会心理诉求。通过开展晚清《管子》相关研究文献的辑校和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晚清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危机而进行的探索，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助于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全貌，有助于加深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解，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3.有助于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需要我们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国际阐释、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高对外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对外传播途径的多样性、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性，让世界了解中国、读懂中国。而其中首要的，是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历史文化。目前，海外《管子》研究热不断升温。相关文献的辑校，有助于增进中外文化交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贡献一份力量。
　　总之，《辑校》不仅是研究晚清《管子》学术史的重要史料，更是填补了晚清史籍整理的一项空白。祈盼作者再接再厉，继续为“管子学”奉献学术华章，让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