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实验室，大多数人的印象应该都是整洁、干净、规章制度多。可在不到一百年前，这些高大上的实验室却随意得可怕，甚至有些操作方法可以用“惊悚”来形容。
　　移液操作是实验里最常见的操作，实验员手持移液枪就能做到。然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很多科学家都是用嘴来吮吸移液。
　　那个年代没有移液枪，移液需要的真空源只能靠手捏橡胶头产生。可这种方式对付一般的粗略移液还行，精确的移液操作就无能为力。
　　那时候美国商人马文·史东从美国人爱用麦秆吮吸冰冻酒的习惯中获取灵感，造出了一只纸吸管。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人想到了用吸管喝饮料那样的方法来移液。
　　为了保证移液量的精准，他们将一根有刻度的细长玻璃管的一端含在嘴里，另一端伸入液体中对照刻度吸。虽说用嘴巴解决了精确移液的问题，但实验用到的液体可不是寻常的无害液体，万一不小心吸入，轻者拉肚子，重者不省人事。
　　有人想到了在玻璃管的上端垫一块棉花，防止误将溶液吸入嘴里。垫上棉花的确能降低一定的风险，但是也遭不住浓氨水、浓盐酸这样的溶液。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在一些生化实验室里，实验员甚至会用嘴直接吸病原体的培养液！有史料记载，第一次因嘴部移液导致的感染发生在1893年，一名内科医生在操作时意外吸入了伤感杆菌的培养液不幸中招。有调查指出，到1915年，约有40%的实验室源感染事件都是因吮吸移液导致的。
　　这些不要命的实验员们吸过了伤寒杆菌、沙门氏菌、炭疽芽胞杆菌、链球菌、梅毒螺旋体、肝炎病毒等等。甚至吮吸过尿液样本、粪便样本和寄生虫样本。
　　今天，吮吸移液已成为很多实验室里明令禁止的违规操作。吮吸移液的历史确实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但有很多大发现还就是靠着这股胆量。
　　糖精、甜蜜素、阿斯巴甜这三种世界知名的甜味剂还都是靠乱尝未知化学品才发现的。糖精的发现者做实验不爱洗手，回家吃饭因手指碰到餐盘，享用了一顿“甜蜜大餐”。他百思不得其解，回实验室把接触过的所有药剂、溶液都舔了一遍，终于发现了一种比蔗糖甜500倍的物质。
　　还有一些辐射实验让人胆寒，大名鼎鼎的居里夫人常年与各种放射性元素打交道，醉心于放射性的研究。她甚至常常随身携带放有镭和钚的小玻璃瓶，随时拿在手上玩，她生活工作的地方都是重灾区。直到现在，居里夫人的实验室还是全球十大辐射最高的地点之一。居里夫人的笔记本不得不常年保存在铅盒之中，隔绝辐射。
　　如果说吮吸移液、舔舐实验品暴露在辐射下的实验操作是因为技术不允许或缺乏认知，那么还有一些科学家，比如化学家罗伯特·威廉·本生的经历简直就是一本安全实验反面教材。
　　本生对科学的兴趣颇为广泛，尤其喜爱化学，他胆子大，没有什么安全意识，还特别喜欢危险的实验。他早年就开始研究一些剧毒物质，比如砷酸盐、亚砷酸盐、氰化物，还找到了一种砷中毒的解毒剂。没过多久，本生把两种剧毒物混在一起，制出了二甲砷氰化物，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物质，不但其本身就有剧毒，还非常不稳定。本生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就放手去研究这种物质。
　　果不其然，在一次实验中一个盛有二甲砷氰化物的容器发生了爆炸，炸瞎了本生的右眼。随着本生对二甲砷基化合物研究的深入，他收获颇丰，几乎提出了所有二甲砷基化合物。但同时，他却因为吸入了大量的二甲砷化合物蒸汽差点送命。这件事使我们明白，做实验时不保持通风很可能会被毒气毒死。
　　纵观人类科学实验发展的血泪史，有些人会发笑，有些人会沉思。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受制于当时的认知水平。他们不知道哪些东西有害，不知道怎么避免伤害，只好用血肉去试错。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伟大的。
　　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这些勇士用血与泪筑起了如今可靠的实验安全规章。对于大众而言，这些勇士用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为全人类的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