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离世迄今三年，隔空举杯，不知先生往生何处，可依然有清茗共饮？
　　1989年初秋，我考上了西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入学后第一次登门拜见我的硕士导师赵俊贤先生。我和湖北石首考来的李道新一起，很拘谨地坐在老师书房的一个简易行军床边，后来知道老师那阵子为赶写一部学术著作熬夜到很晚，怕影响师母休息，工作结束后索性就在书房睡觉了。我和道新是老师的开门弟子，老师毫不掩饰高兴的心情，大声喊师母过来招待我们，指着书架边上一个茶桶说：“泡茶，泡这个新叶子。”
　　我那时候根本不会喝茶，很好奇老师说的新叶子是个什么东西。由于太过紧张，喝茶并没有喝出个所以然，却在理论上学到了茶有品质高低和新旧之分，这入室第一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发现导师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单就把茶叶唤作“叶子”，在我听来是多么朴素生动且自带豪气。
　　由此开始追随老师迈进学问的门槛。除了上课和读书，研究生期间最大的压力是跟着老师做项目。老师说最有效的学习就是实战，在战争中学习打仗，学排兵布阵，学武器运用。
　　我们参加了老师的课题组，每周都要去老师家里汇报读书心得和写作进度，吃一顿师母准备的午餐，几乎每次都有一条鱼。饭桌上老师依然不忘现身说法教育我们，他说做学问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坐冷板凳的吃苦精神，不要被世俗的花花世界乱了神志。当然，鲁迅先生也主张先生存再发展，如果还饿着肚子，首先要为温饱而奋斗，但只要能保证有一碗黏（ran）面吃，就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老师放下碗满足地抹抹嘴说，更何况我们一周还有一条鲜鱼吃。我后来才知道，所谓每次吃鱼其实是每周一次，只不过因为带了研究生，吃鱼就固定在了我们来家上课的这一天。
　　1994年，五卷《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出版，后续补充卷《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史》1997年出版，晚两届的陈思广师弟也加入了《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史》的著述。这部被誉为带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意识的觉醒”的创新之作，也是我们几位青年学子学术意识萌发并由此走上治学道路的标记之作。记得李道新和陈思广也都曾表达过这段经历对他们“植入骨髓”的影响，此种默契无疑来自我们共同的师门学缘。如今，他们都在学问的大道上走得很远了，都是老师最优秀的弟子，我则常为拥有著名同门师弟感到自豪，或以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徒弟总会有些相像而聊以自慰。
　　当我努力成为老师的入室弟子，聆听他的宏阔开放的学术思路，感受他自由放达的人格气魄时，这个穿着草鞋从商洛山区走出来的布衣教授在我的心目中高大伟岸起来，跟着他，我渐渐放下自卑和怯弱，学着自信和坚持，甚至企望能拥有老师那样的开阔襟怀，以及舒卷自如的笔墨。赵老师的为人为文任凭谁也学不来，但可以肯定地说，因为成了老师的学生，在他的培养、塑造和影响之下，我确实是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向，也活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自我。
　　所有走近赵老师的人，莫不深深地被他的豪放个性所吸引。朗声大笑，自由散淡，暴怒时如雷霆霹雳，很是吓人。然而赵老师学术性格的另一面，却是沉潜专攻与独立思考，既敢于打破旧制开拓创新，又以扎实勤奋和理性思维为支撑，最终以创造性理论建构为自己的学术理想。除了文学史家，赵老师还看重文学理论家的身份，他也自信自己的学术成就能够担此称谓。赵老师性格上的傲岸和刚烈，既体现着凛然不可侵犯的文人风骨，也彰显出来自乡野民间的血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维护弱小时他会忘了自己的教授身份，反抗权威时他又时时彰显自己的平权意识。在西大校园，在我见过的几代文人学者中，赵老师也是“风景”一样的存在，而今斯人远去，风景不再，深深怀念又徒留悲叹。
　　而我们师徒之间的日常往来，则多是宽松平和的，而且在老师幽默话风的带动下，我们也时常没大没小地挑战一下“权威”。比如有一阵子道新热衷打乒乓球，有点松懈了学习任务，被老师叫去进行了婉转地批评，道新听来略有不服地调侃一句：老师那“两下子”我早就学到了。至毕业后不久，有次我给老师模仿道新的“两下子”之说，老师昂头大笑不止，连说“响鼓不用重锤敲”，爱徒之情溢于言表。我记得挨过最严厉的批评是在一次汇报组会上，我们几个准备得都不够好，而且犯了偷工减料的为学大忌，老师是真发了脾气，师母一看不好，很偏心地拉我到另一间房子避难，我索性对着师母哭了一场。
　　过后师母一定是渲染了我的受伤来责怪老师，老师为此停开了一次组会，专门请我们到边家村名店吃了一顿羊肉泡，明显是一次安慰宴。这就是坊间流传的赵老师对学生太严厉，训哭了女生的故事。说来很是惭愧，这次确实是学生有过，我又太娇气，而老师却用这样的方法，让我一辈子都守住学术规范的红线。如今每年新招的研究生见面，知识积累、创造性思维和学术规范，是我必须交代的老三样，几十年“咣当”的那点学问，见了底依然还是老师教的那“两下子”。
　　先生出版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当代作家的背影与文学潮汐》，虽然我对先生以往著述的思路和内容不熟悉，但阅读这本晚年著作时，依然为先生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学术话题的高度和气度所折服，依然受到他锋芒不减当年的学术创造力的强烈冲击。
　　我按捺不住写了书评，也算是交给老师的最后一篇作业。先生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从事著述与带研究生固然有追求‘名利’的思想在作祟，但并非仅为此而已。我的确有追求学术与事业有成的愿望。这勤劳与拼命既是我的‘软肋’，又是我人生的‘亮点’。我一直在‘金盆洗手’与‘再现江湖’的‘二律背反’中生存。”此乃先生执着一生的“真人”语录，今天再读，恰好映照出走入耳顺之年的弟子心境，一代又一代，我和先生之间传承的，既是专业学问和文化精神，也是忠于学术的学者宿命。
　　先生一生久病缠身，从上个世纪70年代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工作，一直在与病魔抗争中走过40多年。我看他几乎每一部著作的后记中都说到他的身体和病情，辗转于各医院治疗，生病间隙和康复之时坚持教学和研究写作。有过多次转危为安的大病经历，晚年时先生说没想到自己能活过80岁，几乎让我们相信了性格的达观和精神的力量真能助人长寿。如果说人的生老病死多半有命运的定数在起作用，那我觉得先生就是那种为数不多的能主宰乃至战胜命运的人。客观而言，他们这一代学者成长的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并不好，起步学术研究已是人到中年，想有所成就，唯有拼命。对于视学术事业为生命的先生，他是成功者，也是幸运者。
　　先生终于没有挺过最后一场病痛。他走后的三年里，每次回到和先生同住的桃园校区院子里，总不由得四处张望，然而再看不到先生拄着拐杖散步的身影，也再听不到独属于他的爽朗笑声。先生在世时，院子里碰见总要站住聊几句，有时太忙了顾不上招呼，也就远远看一眼他的蹒跚背影，心里就觉得踏实。
　　发病前一天的探望成了我见先生的最后一面，我脑子有点转不过来，带着这个心结去见同在西安的韩鲁华师兄，他宽解我说：“冥冥之中老师是等你去和他告别哩，能和老师早早地好好地告别，也是你的福分。”
　　我信了师兄的话，我们的师徒之缘此生圆满。按传统习俗讲，逝者的灵魂在三年后才完全离开人间，去往另一个世界。时值三周年，和先生做最后的告别，恩师一路走好，希望天堂里回响的，还是您的朗朗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