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1646—1716年）是近代德国蜚声世界的学者，在哲学和数学领域成就斐然。他还是一位知名的“中国通”，一生与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尽管从未到过中国，但他却对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以及足够的尊重。他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研究中国：一是大量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文字，二是不断与到访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们进行通信或交谈。在此过程中，他将三个领域的中国文化“转译”给了当时的欧洲。
　　在汉字领域，他自年轻时代便满怀兴趣。
　　莱布尼茨20岁的时候，阅读了时人所写的《中国文史评注》，他对于书中将汉字认作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衍生字的观点颇为抵触，而这种观点在当时研究汉语言的教士和学者中十分流行。在与一位信友的通讯中他这样写道：“很明显，它在开始时是对事物的真实写照。但后来为了简化和冲淡这种表意特征，人们仅仅保留了象形文字中的几种笔画，用这些笔画组成复合字以指代其他事物，其中很大一部分事物无法用单一的象形文字表达。正是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如今通用的方块字悄然成型。”这番话清晰地阐释了汉字与古埃及字的差异。
　　正是莱布尼茨这种对汉字的热忱，让一些学者猜测，他是在汉字的启发下撰写了《论组合术》。这本书虽内容不多，但却意义重大，一举使其迈入了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行列。此文中，微分思想出现了萌芽，首次提出一种普遍符号语言的初步设想。莱布尼茨构想，是用一些简单概念的组合来表达一切概念，符号和数字的组合将被用来生成“人类思想的字母表”。不久后他创制了积分与微分符号，并沿用至今。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莱布尼茨创制世界通用语言的一种尝试，而汉字显然是激发其灵感的那道闪光。
　　其后，莱布尼茨始终保持着对汉字学习的热情。1689年，他在给传教士闵明我的信中询问：“学习汉字有什么捷径？”不过，由于当时的学习资料匮乏，其本人也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他最后未能如愿地对汉字进行系统研究。但是，他在研究汉字的过程中却接触到了中国的另一种符号系统——《易经》。
　　在《易经》符号领域，莱布尼茨的成就仍然是当代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
　　关于莱布尼茨在《易经》上的分歧，主要围绕着“二进制算术”的思想源头展开。一派认为“二进制算术”思想直接来源于《易经》的阳爻与阴爻符号；另一派则认为早在接触六十四卦图之前，他就已经发明了“二进制算术”。
　　根据史料记载，莱布尼茨在1679年就撰写了题为《二进制算术》的论文，给出了0、1表达数字的具体规则，以及与十进制的区别。但莱布尼茨没有立即发表这篇文章，直到1701年才交给法兰西科学院，因种种原因迟至1703年才得以发表。1701年，他将自己的“二进制”数表寄给了尚在中国的传教士白晋。而白晋在回信中，认为他的“二进制算术”与中国《易经》六十四卦图原理相仿，并将邵雍版的六十四卦图寄给了莱布尼茨。1703年，莱布尼茨终于见到了这幅图。
　　因此，一部分学者认为，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算术”时，尚不知晓来自中国的卦象图。而另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在前述的《中国文史评注》这本书中就已经介绍了《易经》，里面含有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天干地支等内容。该书于1660年在荷兰莱顿出版，早于论文写作时间。在论文尚未公开时，传教士柏应理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其中就有伏羲八卦图和周文王六十四卦图。同年，莱布尼茨在给冯·黑森—莱茵费尔的信中，向对方简要介绍了这本书，并提到了伏羲（Fohi），说明他当时就已经见到了书里的那几张图，这比白晋提供给他的资料更为丰富。此外，来华传教士卫匡国于1658年在德国出版的《中国上古史》中介绍了《易经》及其阴、阳，还有太极八卦的演化过程。而莱布尼茨在1716年的文章“致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中说明了二进制的建立过程，他在写完这篇文章后不久就去世了。文中提到：“伏羲找到了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上特别的书写方式，因为他说到了算术，肯定了我对这位古代哲学帝王的符号的解释，即我认为这些符号是数目字。”又在后面说道：“这就给我一个机会，提出一切数都可以用二进制或二重级数的0和1写出。”此类种种，都说明二进制的思想的确受到了《易经》卦象图的启发。
　　无论争论如何激烈，莱布尼茨“二进制算术”的建立，都与他深入研究中国《易经》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儒学领域，莱布尼茨与同时代欧洲其他的学者一样，都对儒家学说抱有浓厚的兴趣。
　　他曾就孔子的学说与其他学者展开诸多辩论。莱布尼茨谈到：“中国人认为，‘理’超越了智慧，这是一种超智慧。”委婉地表达了他的异议。莱布尼茨给予了儒家学说在他那个时代的最高赞誉：“中国人赋予了它（事物的‘性’）真谛和善美，正如我们在自己的玄学中把它归于‘存在’一样。但在中国人中却很明显，也正如‘理’是典型的‘存在’一样。它也拥有杰出的‘理’和‘仁’的思想。”在莱布尼茨看来，儒家思想是一种追求真和善的思想。
　　当时，欧洲因为“中国礼仪事件”开始排斥汉学，任何人都不能深入地解决“理”“气”“天”这些概念引发的相关辩论，唯有莱布尼茨知道如何应对，推动了中西之间“真正的文化交流”。
　　莱布尼茨为中华文化在近代欧洲的传播做出了特殊贡献，这也证明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从未中断，任何时候都绝不可能自行成长，也印证了“立己达人、美美与共、和合共生”必然是文明之间相处的正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