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渭河流域关中段是陕西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脉。然而,这一区域正面临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及环境容量超载的多重压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能否协同共进,不仅关乎流域生态安全,更直接影响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发展后劲。本文基于2020—2024年渭河流域地理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灰色关联模型,系统测度关中段五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
一、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一升一降的异步演变
本文从生态状态、生态压力、生态响应三个维度构建生态保护评价指标体系,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20—2024年上游(宝鸡)、中游(西安、咸阳)、下游(铜川、渭南)的综合水平。
生态保护呈“多梯度改善”态势。城市尺度上,西安(0.64—0.68)始终保持领先,铜川(0.55—0.58)与宝鸡(0.48—0.52)稳居第二梯队,咸阳由0.50升至0.60,增幅达20%,渭南(0.33—0.46)虽绝对水平最低但追赶势头明显。流域尺度上,中游从0.65升至0.75,增幅最为显著;上游从0.40稳步升至0.46;下游从0.34升至0.40。各尺度普遍上升,差距趋向收敛。
高质量发展呈“极化锁定”格局。城市尺度上,西安(0.63—0.91)遥遥领先,2024年水平为渭南的7.9倍,其余四市长期在低位区间徘徊。流域尺度上,中游波动明显但始终领先,2024年为上游的2.6倍、下游的7.1倍。
两类指数演变路径明显异步——生态保护趋于均衡化,高质量发展趋于固化。生态治理的政策效应正在惠及全域,但经济发展的增长动能未能同步扩散,区域内部的发展落差未见收窄。
二、耦合协调的梯度格局与空间分异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五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水平(D值),并引入相对发展度指数(β值),判断两系统的相对超前或滞后关系。
城市间梯度分异显著,各市普遍存在生态超前、发展滞后的现象。西安D值稳定于0.81—0.89,β值在0.75—1.07之间,两系统高度协调且基本同步发展。铜川D值(0.55—0.58)与宝鸡D值(0.53—0.59)两系统处于磨合阶段,β值范围2.20—3.34,生态保护严重超前于高质量发展。咸阳D值由0.49升至0.57,β值3.5—4.35,改善最为突出,由拮抗阶段跨入磨合阶段,生态超前程度仅次于渭南。渭南D值0.37—0.44,β值5.07—6.91,长期困于拮抗阶段,是生态超前最突出、协调水平最低的城市。西安是唯一实现两大系统同步发展的城市,其余四市均面临“生态投入见效快、经济转型见效慢”的错位困境。
从流域上看,中游协调同步,上下游非均衡。关中城市群整体由磨合阶段跨入协调阶段,D值由0.50跃至0.86;中游(0.81—0.86)协调领先,上游(0.54—0.59)磨合,下游整体处于拮抗阶段,但内部分化显著:铜川已进入磨合阶段,渭南长期困于拮抗阶段,下游均值被渭南严重拉低,反映出下游内部协调发展的不均衡性。相对发展方面,关中城市群β值则由0.45—0.47的滞后型逐步转为1.10—1.36的超前型,表明关中城市群整体正由“生态追赶发展”阶段迈入“生态引领发展”的新阶段。上游β值介于1.65—1.94,下游β值介于3.04—6.04(铜川3.04—3.34,渭南5.07—6.91),上游属于生态保护严重超前型,是“生态引领发展”型失调;中游β值介于0.72—1.08,基本保持系统同步,属于“发展引领生态”型协调,各流域段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差异化的政策应对。
三、空间联动:微弱关联下的“中心极化”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五市耦合协调度呈现微弱负向空间自相关,空间依赖性较弱。局部空间自相关研究进一步揭示:西安始终处于“高—低”区——自身协调度高但周边城市低,是区域唯一的极化中心,辐射带动效应尚未有效传导;宝鸡、咸阳及渭南均处于“低—高”区——被西安高值区环绕却未能获得有效溢出,其中渭南成为被高值包围的“洼地”;铜川从“高—低”区转入“低—低”区,相对优势逐步丧失,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总体呈现“高—低”与“低—高”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关中五市尚未形成有效的空间联动机制,区域协同发展格局仍处于初级阶段。
四、驱动因素:源头减排与结构优化是关键
灰色关联分析显示,生态保护子系统中,单位GDP一般工业废物排放量、水利建设投资占GDP比重、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量三项指标关联度最高,反映工业源减排与水资源投入是提升协调水平的关键;废水与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固废综合利用率等末端治理指标关联度较低,表明治理重心应从“末端管控”转向“源头减排”与“过程优化”。
高质量发展子系统中,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基础养老保险比率位列前三,均为极高关联水平。城乡收入不平等对系统协调性的制约最为突出,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耦合协调度的首要突破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驱动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外资利用与进出口贸易关联度偏低,反映出该区域地处内陆、外向型经济比重较低,对外开放的拉动效应尚未充分显现。
五、驱动因素:源头减排与结构优化是关键
本文的主要发现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生态保护趋于均衡改善,高质量发展趋于极化固化,两类指数演变路径明显异步;第二,耦合协调度呈“中游协调同步、上游磨合超前、下游内部分化”的梯度格局,非核心城市普遍面临“生态超前、发展滞后”的结构性矛盾;第三,空间关联性微弱,区域协同格局尚未形成,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是制约区域协调度的核心因素。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一)优化产业分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针对渭南等被高值包围的城市,应主动承接西安产业外溢,变“被高值包围”为“借高值突围”;针对咸阳、宝鸡等过渡城市,应巩固生态治理成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发挥承东启西的纽带作用;针对铜川,需加大扶持力度、找准转型突破口。
(二)强化空间联动,打破行政壁垒。依托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框架,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要素自由流动,加强西安与咸阳、渭南之间的联动通道建设,推动空间格局由“中心极化”向“网状联动”转变。
(三)深化源头治理,提升生态效能。强化工业废物排放与水资源利用的源头管控,将治理重心从“末端管控”转向“源头减排”与“过程优化”,完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推动陕甘两省在渭河流域联合监测、协同治理方面持续深化协作。
(四)聚焦咸阳示范,探索协同发展路径。咸阳生态保护指数增幅虽然居五市之首,但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呈现“生态改善快、经济转型慢”矛盾。建议其工作重心从“生态追赶”转向“发展提质”,依托毗邻西安优势,推动“西安研发—咸阳转化—周边制造”梯度分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向协同发展战略支点跃升。
渭河流域关中段五市的协调发展,核心在于破解“发展极化”与“空间分割”的双重困局,关键在于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根本路径在于以产业升级缩小收入差距、以空间联动打破行政壁垒、以源头治理提升生态效能,最终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共进。
本文系陕西国际商贸学院2025年度校级科技创新团队“数字贸易与中医药国际化科技创新团队”(项目编号:2025KCTD04),2026年度咸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渭河流域关中段城市群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时空耦合特征研究”(项目编号:XYSKND—20264)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