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我一下子觉得靠山倒了。
　　父亲是南秦川极普通的农民，父亲是南秦川有声望的木匠。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小，父亲十五岁上没了父亲。我在兄弟中也排老小，我二十二岁没了父亲。我和父亲的年龄相差很多，在我成事要人的时候，父亲已经老了，父亲已经不能站立于人前帮我说话；在我成事要钱的时候，父亲已经老了，父亲倾箱倒箧粜了仅有的八百斤苞谷。尽管如此，我心里很踏实，我有父亲，我就有靠山。父亲在，靠山就在。
　　父亲受了一辈子苦，幼年给村里的财东家放牛割草播种犁地，后来经人介绍跟随河南洛阳来商州的师傅学习木工技艺。父亲没念过书，却心灵手巧，勤奋用功，磨砺了一手木雕绝活儿。他在自画的草图上能雕刻出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的花鸟鱼虫、福禄寿星、梅兰竹菊。父亲常给我说，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教诲我打铁先要本身硬。
　　父亲学艺精益求精，对自己的工艺精雕细琢、精打细磨，追求一种极致的完美；他寂寞坚持，一心一意，只盯着自己手里的木活，心无旁骛；他勤奋敬业，一生专注木工技艺一件事，将毕生精力献给一门艺术、一项事业、一种信仰……这或许就是父亲的精神，工匠的精神吧！父亲这种精神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天又一天雕琢的修行中积累和修炼而成的。在父亲的眼中，手艺就是人生的信仰，做工就是对这信仰的虔诚。父亲的心性，就在一锤一凿的敲打中缓缓地沉落、安定、纯净，再无杂念；父亲的技艺，就在一斧一锛的用心中熟练、提升、精湛，炉火纯青；父亲的精神，就在一年一年的重复中积累、沉淀、汇聚，圆满凝结。
　　父亲一生教了不少徒弟，有自己收的，也有公社和大队安排跟父亲学艺的。父亲不分谁亲谁疏，在传授木工技艺的间隙里，总是默默教导徒弟，做事要丁是丁卯是卯，要方正做人，正派为匠，守规守距，即就是吃饭夹菜，筷子头儿也不能超过盘中线。父亲教的徒弟也都是顶呱呱。
　　父亲在做木工之余，还躬耕农田。他历来不让别人戳脊梁骨，做木工活儿不留瑕疵，做农活儿也绝不让自己田里的庄稼比邻家的逊色。我念初中的那年秋天，淋雨连绵，村后的两个水库都开始溢洪。父亲怕洪水毁了成熟的庄稼，挑着笼担，背着背篓，戴着草帽，冒雨到村东边的学校叫我请假和他一起搬苞谷。我家的苞谷棒子足有一尺长，穗穗颗粒饱满，而邻家的苞谷棒子很小，甚至还有溜杆的。父亲说：“种庄稼偷不得懒，人哄地一天，地哄人一年。种不好庄稼误一季子，娶不好媳妇误一辈子。”我一边搬着沉甸甸的苞谷，一边领悟着父亲的教诲。
　　我中学毕业，父亲给我置办了一套木匠工具，让我跟着他和他的徒弟们在南秦川给农户建木屋造农具做寿棺。那时，技工每天的工酬两块五毛钱。我是学徒，每天只挣两块钱。好在给谁家做活在谁家吃饭，不掏伙食。在农村做木工活，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常常累的直不起腰，十个指头握着伸不直，伸直了又握不住。我看着恓惶，也有些三心二意。加之形势发展，农户建房也由土木进化为砖混，新式家具都是组装，木工活越来越少。再加之父亲年迈，不再走乡串户做木活，我也最终没能专心承续父亲的木工雕刻技艺。
　　我参军后，父亲每每让村里的王化仓老先生给我写信，总是叮嘱我，做人立身要本分守信，干公家的事要尽力谨慎，不害事不误事不占便宜，不叫人戳脊梁骨。我在部队的第二年冬里，父亲年享耄耋，寿终正寝。我痛不欲生，顿觉天塌地陷，树折山倒，孤苦无依。
　　直至退伍回乡参加工作后，我才渐渐从孤苦中走出，才从无依无靠中找到支柱。那支柱，就是父亲用毕生总结的规矩家训和父亲的工匠精神，每每回想起这些家训和精神，就又觉得父亲还在。
　　精神在，父亲就在，靠山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