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台是咸阳市区内唯一保存较完好的高台古建筑群，是咸阳古城的著名景点，流传着弄玉吹箫引凤的千古神话。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解放战争期间，这里曾是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的一个秘密电台——第五密台所在地。从这里发射出的“红色电波”，像一支支利箭直插敌人的心脏，为配合全国解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7年8月至1948年4月，第五密台拍发传送的近70份重要情报，及时向中央提供了大量胡宗南部队的重要军事情况，在配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实行战略反攻，以及为收复延安和宜川、瓦子街、西府陇东诸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曾说：“庞智（王超北曾用名）是个无名英雄。”周恩来评价说：“一年来你处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很大”。贺龙评价说：“超北同志的一个情报，抵得战场上的一个师。”
　　1939年，中共中央在西安设立了西安情报处（以下简称西情处），由共产党员王超北任处长。根据周恩来关于将秘密电台建在敌电台基础上的指示精神，西情处先后在西安建立了四个秘密电台，这些秘密电台在白色恐怖的极端恶劣环境中，先后向中共中央发电报2400多份，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1947年8月初，由于蒋介石令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西安情报处第四秘密电台遭到破坏，而此时陕北战况十分紧急，急需敌军情报，当务之急是迅速建立秘密电台，恢复工作。西情处处长王超北意识到，只有先利用地下党员、国民党咸阳十区专署电台台长雷光斗的电台。这个电台先设在城东门的城隍庙，后又搬到咸阳城北的凤凰台上，因为凤凰台是城区的制高点，站在台上可以俯视全城。
　　8月6日一大早，王超北乔装打扮成阔商来到咸阳，直奔凤凰台找雷台长，哨兵不敢怠慢，不加盘问就放他进去。进屋后，王超北向他告知了西安的紧张形势，特别想使用他这部电台。王超北随即从香烟盒里挑出一根纸烟交给雷光斗，小声说：“波长、呼号、联系时间都在这里边，你今天就联系，明天我叫人跟你联系。”王超北叮咛了担任情报交通员的秦治安和沈仲谋等事项后，就起身告辞。雷光斗很快就和内台（中共中央电台）取得了联系。从此，国民党设在凤凰台上的电台就成为西情处第五密台并开始向中共中央发送情报。
　　从西安到咸阳来往多了，特别是同雷光斗的频繁接触，难免被人注意，王超北意识到这样下去很不安全。恰在这时，在四川上学的兴平籍女大学生、进步青年高秀芳回到西安，想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于是王超北先安排她在西情处机关工作，待熟悉密译工作后便派她到咸阳，以“黄太太”的身份配合掩护第五密台的工作，租住在易俗巷（今北平街）36号冯杨氏家里。那里离密台近，工作起来方便，便于掩护密台和往来的交通人员。
　　高秀芳住到易俗巷36号后，白天做做家务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经常看一本《三国演义》。她和房东也相处很好，冯杨氏觉得这位房客“黄太太”人很不错，端庄大方、和蔼可亲。到了晚上，高秀芳就开始紧张忙碌的工作，常常到深更半夜。房里的火盆架是夹层的，专门从西安做好带来，其实里面放着密码。工作时把密码取出来，完了又放回原处。那本《三国演义》，实际上密写着台内的各种呼号，是供她翻报时用的。常到易俗巷来的交通员沈仲谋、李庚申，对外宣称是高秀芳的“舅舅”和“叔叔”。雷光斗也常以“黄先生”朋友的身份来串门。实际上他们都是来送取情报的。其间他们多次机智巧妙地摆脱了敌人的稽查。　　1948年4月的一天下午，雷光斗到高秀芳住处取电报，走到易俗巷口突然发现，有个他认识的宪兵在巷口向巷子里张望。雷光斗问他在这里干什么，宪兵悄声说：“雷台长，这巷子里可能有共产党在活动，我在这里监视着，你可不能对外人讲！”这个宪兵走后，雷光斗就没敢进巷子。晚上，他设法将情报告诉了高秀芳，让她多加小心。很快王超北就得到汇报，遂指示电台工作人员撤离咸阳。为了避免敌特注意，雷光斗也停止了给中央发报的工作。西情处的第五密台就此中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卢聪惠 本报记者 朱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