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浪潮下，乡村社会的深刻变动成为了贾平凹文学创作中尤为重要的焦点。面对这一进程中的种种焦虑，贾平凹巧妙地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承载着儒家、道家等传统伦理精神的拯救者角色，旨在揭示并力图挽救道德与人伦在现代化冲击下的消退与沦丧，以此唤起人们的警觉与反思，期冀能够有所纠正或弥补。
　　在城乡情感的天平上，尽管贾平凹不否认城市与现代化所带来的诸多便利与优势，但其情感的根基深深扎根于乡土农村。他视城市化的推进为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无情地击碎了传统的生活模式，进而威胁到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的多样性。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洞察，贾平凹在描绘城乡关系的小说中，总是不遗余力地塑造那些代表着传统与乡土文化的代言人，他们如同守护神一般，坚定地捍卫着乡土文化的根基。这些人物群像，以其独特的言行举止，与周遭的现代世界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反差。他们坚守忠孝仁义的传统美德，重视辈分伦常与礼仪规范，他们的存在如同一股清流，对现代文明中滋长着的自私与功利主义的毒瘤起到了显著的修复作用。而当这些守护者遭遇失败与挫折时，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更是充满了批判、讽刺与警醒的意味，引人深思。
　　一、作为拯救传统文化失败者
　　在《白夜》中，宽哥，一位基层民警，以他的善良、厚道与仗义，在城市中显得格格不入，仿佛是一个城市文明的异类。他自费购买打气筒为路人服务，却遭人顺手牵羊；他帮助农民抓骗子，却因此触动了警局内部的利益网，被批评工作不力并失去了分房资格；他同情并帮助携带婴儿的妇女，却意外发现自己帮助的是人贩子，最终被迫调离警察岗位。宽哥的遭遇，象征着在现代化洪流中，传统文化与美德的拯救之路充满荆棘，其失败结局更是令人唏嘘。
　　在《土门》中，梅梅是一位热衷于收藏明清家具、学习古汉语的人物，她内心深处对乡土文明的坚守与对城市生活的羡慕交织在一起。她试图维护仁厚村的集体利益，但在村人狂欢的足球之夜，她渴望的放纵与释放却因现实的尴尬而破灭，甚至想献出女儿身却无人可托，这一情节极具反讽意味，揭示了乡土文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尴尬处境与自洁清高的无力。
　　《秦腔》中，夏家四兄弟，尤其是夏天义和夏天智，是传统乡土文明的典型代表。夏天义，一个热爱土地的老农民，他坚信“人是土命，土地是不亏人的”，即便年逾古稀，仍不遗余力地租田耕种，梦想将七里沟的荒土变为良田，他的努力与坚持却换来了家人的不解与埋怨。夏天智，作为乡土文化的维护者，他热爱秦腔，致力于推广这一传统文化，却遭遇了晚辈们的冷漠与排斥。长子夏风对秦腔的厌烦、次子夏雨对流行歌曲的偏爱以及家族内部的不和，都反映了乡土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式微与挑战。最终，夏天义被山体滑坡吞噬，夏天智则因胃癌去世，连葬礼都显得凄凉。贾平凹以沉重的笔触，为乡土文化奏响了一曲悲壮的挽歌。
　　这些角色用他们的执着与努力，试图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浪潮中守护与改变现实，但他们的努力往往显得可笑、荒诞，甚至成为了被嫌弃与埋怨的对象。贾平凹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了乡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与挣扎。
　　二、作为名利场中的精神自洁与修复者
　　《带灯》中，带灯原名“萤”，面对樱镇干部的懈怠与百姓的疾苦，她渴望如同一盏明灯，既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在这个升官发财、名利至上的环境中，她坚持精神自洁，努力说服、教育并感化上访户王后生，为病患寻求援助，为贫困户争取低保，为弱势妇女寻找出路。然而，在一场因争夺采沙场而起的斗殴中，她不幸成为了书记与镇长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她的善良、正直与温暖，最终未能逃脱樱镇浮躁功利现实的迫害，她的所有努力也被视为可供利用的工具。小说以带灯患上夜游症，与疯子木铃一同捉鬼的荒诞结局收尾，这既是对她无可奈何境遇的写照，也是作者对于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人心被金钱腐蚀、人性被权力诱惑的深刻叹息。
　　《极花》中，老老爷，一位曾任民办教师的智者，他赋予村民古雅之名，如“尚义”“仁昭”“忠德”，且精通星象、擅长医术，深受村民尊敬。然而，在讲求现实利益的社会风气下，他的乡土文化伦理被轻易视为无用之物，甚至遭受嘲讽。这种对比，凸显了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边缘化困境。
　　贾平凹通过这些人物，将自己对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现代性思考融入其中，他们既是社会观察与社会理想的载体，也是作者世界观、人生观的投射。然而，这些道德理念在面对现实时，往往显得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正如费秉勋所言，其人生思考虽带哲理色彩，却鲜少触及客观真理的层面。
　　乡土文明中的自然自性、安分守拙、质朴无争、敬畏自然与神灵等宝贵品质，在城市化进程中遭受冲击，导致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礼仪秩序与经济实利逐渐背离。名利欲望的膨胀与传统观念的冲突，成为当下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议题。贾平凹作为乡土写作的杰出代表，常常聚焦于乡土民间的奇人异士，他们承载着先民的精神气质，是乡土文化的根脉所在。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与书写，不仅是对乡土文化的发掘，更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探索。
　　他们的存在与失败，映射出乡村世界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忧伤与无奈，而对奇人异士的偏爱，则表达了贾平凹对生命多样性的尊重与接纳，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象征意味。这些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对人类生存、生命伦理的深刻思考，以及作为关注城乡关系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同时，贾平凹也警惕着为迎合猎奇心理而刻意塑造异态人物的风险，因为这可能会削弱对乡村精神根基的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