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媒介碎片化”时代的到来，社会生活与网络媒介的联系日益紧密。新媒体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使人们使用公众媒介的渠道日益多元化，不再局限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新媒体获取信息。新旧媒体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传播方式，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最大的差别在于，传统媒体是“主导受众型”，而网络新媒体是“受众主导型”。新媒体注重受众的话语权，所以采用的是“关注受众”的运营思维；而传统媒体更注重作为信息源的权威性，着眼于“关注自身”的运营定位。公众对不同媒介的接触，可能会对社会信任产生复杂的影响。
　　传统媒体与社会信任
　　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报道的内容更具权威性。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媒体有着严格的信息审查机制，报道内容相对真实、客观，通常被民众视为可靠的信息来源。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审核流程，确保了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减少了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权威报道有助于民众了解事实，形成正确的社会认知。公众越依赖于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信息，对政府和社会的评价往往会越高，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培育和强化社会信任。
　　除此之外，传统媒体作为主流媒体，承担着党和政府的宣传任务，具有服务群众、积极引导、强化责任担当的信息传播任务，以“弘扬主旋律”“凝聚社会共识”为主导。央视、新华社等官方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塑造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这些媒体对社会的宣传以正面为主，发挥着引导舆论走向、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尤其是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深刻影响着公众的认知。新闻报道常常会引导公众对公共事件的评价，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其对社会的正向认知。因此，政治新闻对个体的社会信任具有强化作用，对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接触越频繁，越有助于增强社会认同感。传统媒体往往在充满正能量的舆论环境中塑造公众意识，强化公众对国家和社会的信任。
 　 新媒体与社会信任
　　不同于高度组织化的传统媒体，新媒体自主化、个性化的特点更有利于负面信息的传播。由于新媒体的开放性和无结构性，很难做到信息的严格管控，公众更容易通过新媒体接触到负面信息。加上语音、图片、视频等多媒体传播方式，虚假信息变得更具冲击力。而且，新媒体往往充斥着谣言，公众每天面对信息的狂轰滥炸，很难辨别真伪。鱼龙混杂的新闻和评论不利于公众形成清晰的社会认知，某些非理性的意见表达甚至可能使公民形成一种观念：政府和官员都是不诚实的，也是不值得信任的。当公众长期接触这种信息时，对现实的认知会被误导，从而影响他们对社会的态度和情感，弱化社会信任。
　　与此同时，新媒体中的信息更为多元，受众接触到非主流观点和另类观点的可能性更大。新媒体平台经常存在着一些不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负面评论，民众借助海外媒体渠道甚至可能会接触到部分政治敏感内容。这些内容对现实的消极描绘和与主流信息的鲜明对照，可能会使民众产生一定的心理落差，影响其对政府和社会的评价。新媒体上真假难辨的信息对青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尤为突出，作为互联网的主力军，青年人的思想观念尚处于形成期，很容易受到煽动性言论的影响。面对海外媒体或某些新媒体对公共事件的恶意炒作，青年自身的负面情绪和非理性情感更容易被唤醒，进而影响其对事物的判断和社会情感。
　　另外，新媒体平台出于商业化的需求，往往追求流量和信息的快速传播，更倾向于情绪化的表达，还会使用误导性标题来吸引公众眼球，夸大其词，导致信息内容不够客观，放大负面信息的影响。比如，互联网对某些官员腐败的小道消息报道，对腐败形势的过分夸大，很有可能超越了腐败本身给社会信任带来的损害，这种过度渲染的方式容易造成民众价值观的扭曲。在某些情况下传统媒体的缺位或滞后，加上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部分民众更加相信小道消息。同时，频繁接触网络信息更容易强化大众的对抗意识，相对于传统媒体的接触者更可能对社会和政府行为产生不满情绪。
　　总体来看，作为两种不同的信息获取渠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产生了不同的传播效果：传统媒体往往能够强化公众对社会的信任，而新媒体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种信任。新媒体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效果，并逐渐成为民众了解社会、表达观点的重要场域。只有予以合理引导和利用，才能够减弱其对社会信任的负面影响,乃至将负面影响转化为正面影响。从政府角度来说，一方面需要净化网络环境，规范互联网秩序，减少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另一方面，需要继续发挥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转变话语表达模式，创造更接地气的传播内容，提高信息的传播效率。对民众而言，则要提高自身判断力，仔细辨别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和负面言论，不要轻信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