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寒意，总是先从骨头缝里渗出来。天色一阴，冷气便在山坳里聚拢，顺着棉袄的空隙往里钻。我晓得大事不妙，周身开始发冷——接着便是发烧了。
　我蜷在炕角，看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活，用手背来贴我的额头。她的手糙糙的，有些凉，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安定。“躺着吧。”她只说这一句，便转身去了灶房。
　声音响起来了。揭开缸盖的闷响，瓢碰缸沿的清脆，水入铁锅的哗然。风箱响了——呼嗒，呼嗒，像老牛喘息。柴火毕剥燃着，火光一跳一跳，把母亲添柴的身影拉长又揉短。
　村卫生所有药。土霉素、四环素，金黄的药片在玻璃瓶里闪光。可母亲从不去。她知道，那些小药片会让家里的油盐罐子空上好几天。
　母亲有母亲的方子。葱是现拔的，专挑带泥须的根；屋檐下的红辣椒，掐最尖的一点红；秋日晒好的紫苏，皱成一团深紫；老姜切得薄薄的，黄澄澄透着亮。这几样下了滚水，清水渐渐变成温厚的琥珀色。一股辛烈暖香，随白蒙蒙的水汽填满灶房。
　这时，母亲踮起脚，从高高的吊篮里摸出一把挂面。面细如丝，白似雪。她只抽一小撮，手腕轻抖，面滑进沸汤里。汤静了，面却活了，在琥珀色水中舒展、柔软。
　最后是柿子醋——黑褐色的，沿锅沿淋下小半勺。“滋啦”一声，酸香猛地窜起。
　面盛在粗瓷大碗里，汤宽宽地漾着，面静静卧在中央，上面漂着油星和红的椒、紫的苏、黄的姜。“趁热，连汤喝。”母亲把筷子塞进我手里。
　我先喝一口汤。酸、辣、辛、烫，拧成一股劲从喉咙冲下，仿佛散到了每根毛细血管里。额上立刻沁出细汗。我埋着头，呼噜呼噜地吃面。面吸饱了汤汁，滑溜溜的，带着麦子最本分的香。
　一碗下肚，汗已汇成小溪。粗布衫子湿湿地粘在背上。骨子里的寒气，被那股内生的热一丝丝逼出来，身子轻快得像是要飘起来。
　我总想掀开被子凉快凉快。母亲的手却按了上来，将被角在我颈下掖得铁紧。“汗要出透才好。”她说。我便被她严严实实地裹着，像裹在一个温暖的茧里。她在炕边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拍着我，哼着不成调的曲儿。我在那湿热而安全的包裹里，听着她轻柔的拍子，汗一层层地出着，人便昏沉沉地睡去了。
　一觉醒来，褥子都润湿了一片，人却真的大好了。母亲仍不放心，定要我“禁足”三日。那三日是寂寞的——窗外伙伴们追鸡赶狗的声音清清楚楚。可不知怎的，寂寞里又生出一丝隐秘的甜来。因为这“病”，我仿佛得了特许，能独占母亲更多的目光，和那碗独一无二的挂面。
　后来，这挂面的香味竟催生了一点狡猾的心思。有时只是身上发懒，我便蹭到母亲跟前，蔫蔫地说：“娘，我头晕。”她照例用手背来试我的额温。我屏住呼吸，心里怦怦跳着，生怕被她识破。可她试了试，眉头微微一蹙，便又转身走向了灶房。
　风箱声，切姜声，那熟悉的辛香气……等到那碗面再一次摆在我面前时，我心里除了得逞的窃喜，竟也泛起一丝虚虚的惭愧。我低下头，只顾猛吃，不敢看她。
　我哪里知道那碗面的“金贵”呢？
　那时的日子，是掰着指头、数着米粒过的。早晨的玉米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晌午的杂面糊汤里，沉沉浮浮尽是红薯块、洋芋蛋。白米细面，那是藏在柜子里的“宝贝”，唯有贵客临门，或是年节祭祀，才能请出少许。
　那一小撮挂面，那一小勺醋，在母亲心里，怕是要掂量再三的。她不说，只用那双操劳的手，从紧巴巴的日子里，为我一次又一次地挤出这点带着治病名目的奢侈。
　如今，我的橱柜里也放着挂面，精致地装在纸盒里。有时夜深归家，酒意阑珊，胃里翻搅着难受，也会想起下一碗酸汤面。葱、姜、辣、醋，一样不少；灶火也旺，汤滚得沸腾。
　可挂面吃在嘴里，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是面不够白？是醋不够酸？还是辣椒不够劲？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那滋味淡淡的，再也寻不回当年那一碗下肚，从喉咙暖到脚尖，通体大汗淋漓而后浑身松快的酣畅了。
　它成了许多快捷食品中的一种，失去了那层由病痛、由匮乏、由母亲焦灼的爱所镀上的微光。
　我站在灶前，望着碗里袅袅的白汽，忽然全明白了。
　我思念的，哪里只是一碗面呢？
　我思念那被柴火烘得暖洋洋的灶房，思念那呼嗒作响的风箱声，思念那股混合着柴烟与药香的、独一无二的气息。我思念的，更是那个被病痛裹挟的幼小的自己，能那样坦然、那样全然地接受一份毫无保留的暖意；我思念那双试我额温的、粗糙而温柔的手，那在炕边守着我一夜又一夜的、疲惫而安宁的身影。
　快五十年了！我从那个一心想装病骗一碗面的孩童，走到了人生的秋日。母亲呢？她已在黄土之下，静静睡了二十二年。两世相隔，永无见期。
　可今夜，当我又一次胃里空空、心里也空空的时候，那碗来自几十年前的、琥珀色的、滚烫的汤，却带着它所有的气味与温度，穿过茫茫的时光与生死，又一次地，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生命里，热腾腾地端到了面前。
　我终于懂得——母亲当年熬煮的，从来不是一碗面。是她在贫瘠的岁月里，用尽所有的智慧与温柔，为我熬制的一剂，名叫“爱”的药。
　而这剂药，需用五十年的光阴，才能慢慢懂得它的配方；需用一生的怀念，才能渐渐尝出，它深藏的、回甘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