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大舅总是和那辆黑色老旧的“二八大杠”在一起。他左脚踏上踏板，右脚向后一滑，抬腿一个跨越，整个身子便稳稳地坐在车上。这动作，是我对他最深的印象。
　这凝固在大脑里的画面，被一通电话撞得粉碎。二〇二六年正月十二的清晨，表哥在电话那头哽咽道：“老表，你大舅……走了。”
　消息传来，我心口像是被一块冰冷的石头死死顶住。那隐痛慢慢收紧，蔓延到指尖，直至发梢，让我全身发麻，呆立而不知所措。
　大舅是乡里出名的瓦工，手艺好，人更厚道。谁家盖房粉刷，都爱找他。他干活不惜力气，做人更实诚，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
　三十年前，母亲念叨，说老屋四处漏风，墙壁被烟熏得发暗，想让大舅来拾掇拾掇。那时，大舅早就不在外头接活了，年过六旬，手脚已不如从前灵活。可他听说是我母亲的心愿，只温和地应了一声：“好，我去给收拾。”
　那一周，他每天天不亮就蹬着那辆旧车来，天擦黑才借着月光回去。在屋里，他弯着已不直挺的腰，动作缓慢，却一丝不苟，水泥活干得极仔细。那时我只觉得，他是在为我母亲营造一个舒适亮堂的家，却不懂，那是他用一天天硬撑着的力气，在默默完成我母亲最后的心愿。
　母亲在世时，总爱拄着拐，站在塄坎上张望公路。一见有穿黑衣、戴帽子、骑自行车的人影，她就喃喃自语：“像你大舅。”因为大舅常来，在附近干活时，他来；端午中秋，他来；母亲过生日，他不忘一年。
　大舅的自行车后座，总挎着一个很旧的帆布包。进了门，他便从里头往外掏：麻花、点心、水果罐头……我看得直咽口水。母亲打开让他吃，他总摆摆手：“你和娃吃，我不爱吃零嘴。”大舅没念过书，讲不出大道理，但他心里，“姐姐”二字有千钧重。那是从小拉扯他长大的手，是他们之间永远割不断的牵挂。
　灵堂里，大舅的照片安放正中，面带微笑。我看着，总觉得他藏到了什么地方。女眷们扶着棺木痛哭，有的是真伤心，有的或是礼节的程式。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在一片哭声里，我承受着无声的悲恸。
　回想起二〇二五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那天，我特意从洛南赶回黑龙口，想给他过九十大寿。九十岁了，我们都清楚，见一面少一面。
　那强烈的伤感，很快化作了无用的懊悔，既是对自己，也夹杂着对表哥当初阻拦的些许无奈。其实两年前，我就跟表哥提过：“给老人过个寿吧，就当找个由头，让亲人们聚聚。”表哥总怕我们花钱耽误时间，说啥都不肯。我也就没再坚持。谁曾想，二〇二六年正月十一，大舅就这么静悄悄地走了。
　我常想，如果时间能倒流，我一定要在酒店订上一桌饭，陪大舅好好说说话，敬他几杯酒。可我没有。那天，我本想给他过一个热闹的生日，最终，却只能站在他的灵前，对着照片，在心里一遍遍说：“大舅，您还是那样，不麻烦人。”
　如今，那辆旧自行车斜靠在老屋的柴房里，车架锈了，轮胎瘪了。后座上那个帆布包，落满了灰尘，静静地垂挂在车圈边。
　有时我会梦见大舅。梦里，他又骑上那辆车，车铃叮当叮当地响，沿着村道，慢慢悠悠地骑过来。我大声喊他，他回过头，笑容还是那么慈祥，像冬日里的暖阳。醒来时，耳边好似响着叮当的车铃声，只是枕边，已湿了一片。
　我知道，表哥表姐们都很孝顺，大舅也不会怪我。他这一生，心里装的总是别人。我母亲想拾掇屋子，他就去；过年过节，他省下钱给我母亲买吃的；即便他自己过生日，也总推说“要去外地”，怕给小辈添麻烦。就连走，他也选了个安安静静的日子，坐在椅子上晒着太阳，像睡着了似的，没惊动任何人。
　可是，我无法不责怪自己。人这辈子，总以为“还有下次”，“还有明天”。可有些事，像撒手的气球——一旦错过，就再也抓不回来！
　现在，每当我开车经过大舅住过的院子，还是会下意识地慢下来，朝那个他常坐着晒太阳的角落望去。院子空荡荡的，那空荡，像一个无声的提醒：有些温暖，一旦熄灭了，便只剩下怀念的惆怅，在心头空落落地回旋。
　大舅走后，我开始学着像他那样，把亲人们实实在在地放在心上。他是我长辈中最后走的一位了，但血脉的牵连还在。我会经常打电话问候亲人，甚至常想多回家看看。因为大舅用他的一生告诉我：生命很短，短到一次错过便是永远；亲情很长，长到能用回忆，温暖往后漫长的时光。
　思绪飘回，我忽然懂了。爱，很多时候是说不出口的。它藏在叮当响的车铃里，藏在帆布包的零食里，藏在他弯着腰为我母亲粉刷墙壁的汗水里。
　大舅，您一生厚道，不善于用语言表达爱。什么是做人的根本？什么是血脉里的担当？那辆被您骑旧了的自行车就是答案。您放心，我会把从您那儿传承的善良，像您当年提着瓦刀砌墙一样，一砖一瓦，稳妥地安放在我的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