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整整二十年了。说来也怪，我总觉得她并未走远。她的身影非但未被岁月冲刷模糊，反而在记忆的长河里愈显清晰，像一片清辉静静地洒在故乡的小路上，柔柔的，你走到哪儿，它就照到哪儿，总也绕不开。
　　母亲识不得几个字，一辈子与黄土、灶台为伴，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可她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教给我的，却比任何一本厚重的书都要来得深刻。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像一架不知疲倦的纺线车，从晨光熹微到夜色深沉，总在不知停歇地转着。天还未亮透，窗外就传来她轻巧而熟悉的脚步声。家里的日子是紧巴巴的，可她却总能让清贫的光景透出一份从容的体面。衣裳破了，她补的针脚细密匀称，像悄然绽开一朵朴素的花。粮食不够，一碗最寻常的杂面糊糊，经她的手也能熬得热气腾腾，暖到心窝里去。
　　但母亲教给我的第一个道理，却与这节俭和勤勉无关，而是关于“心”的宽窄。她常说：“人活一世，得把心活宽了。心宽了，路自然就宽了。”那时的我懵懂不解，只觉得母亲性子太好，好得甚至让人觉着有些“窝囊”。
　　有一年初夏，我家门前那棵杏树，好不容易挂满了果子，到麦收时节已是一片喜人的金黄。村里的几个顽童，趁晌午大人们忙着做饭，拿竹竿噼里啪啦打落好些，装在兜里一溜烟跑了。我恰好撞见，气得浑身发抖，捡起一块土坷垃就要追上去。母亲从屋里出来，轻轻拉住了我的胳膊。她望了望稀疏了不少的枝头，又看了看我因愤怒而攥紧的拳头和涨红的脸，什么也没说。
　　到了夜晚，她把我叫到身边，就着那盏昏黄油灯的光晕纳着鞋底，才慢慢开口：“树上的杏，年年都结，吃了就吃了。你为这个去和人计较，值当吗？他们也是嘴馋。咱要争气，得争在别处。”我仰起头问：“争在哪儿？”她停下手中的活计，目光定定地看着我，声音温和却沉实：“好好念书，长本事。等你将来有了出息，站在人前，谁还会为了几颗果子看低你？你自己心里有了‘甜头’，比什么都强。”
　　那晚的油灯光线真暗啊，可母亲眼里的光，却清澈、宁静，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觉得，退让或许不是怯懦，而是一种望向更远处的清明。
　　母亲的“心宽”，在对待家人的态度上体现得尤为特别，甚至带着一种执拗的“偏心”。她对儿媳和女婿，竟比对自己的亲生儿女还要多几分包容与体谅。姐姐出嫁后，偶尔受了委屈回娘家诉苦，母亲从不轻易附和，反而总是先沉下脸：“是不是你又耍性子了？在婆家不比在自个儿家，要懂事，多体谅。”若是我哥哥和嫂子闹了别扭，母亲更是不由分说，定是先数落哥哥：“你是男人，是家里的柱子，心胸要豁达！让着点媳妇，不丢人。”
　　起初我们都不太理解，背地里觉得母亲“胳膊肘往外拐”。直到多年后，嫂子曾红着眼圈对我说：“娘在的时候，我心里头总是踏实的。我知道，在这个家里，娘是真心护着我的。”当我成了家后，在生活的鸡毛蒜皮里磕磕绊绊，才恍然明白了母亲那看似“不公”背后深沉的大智慧。她把最严格的要求留给了自己的骨肉，却把最宽厚的体谅，给了因缘分走进这个家的“外人”。她用自己这杆“偏心的秤”，小心翼翼地平衡着家庭中最易倾斜的关系，默默维系着那份来之不易的安宁与和气。她并非不懂自己孩子的委屈，只是在她心里，一个“和”字，比一时一事的对错要重得多。
　　母亲一生，嘴里从没吐过一个脏字，甚至没高声责骂过任何人。村里人都说她长了一副“菩萨心肠”。可菩萨不语，渡的是众生之苦；母亲无言，渡的却是身边人的心。她用自己的那份近乎笨拙的厚道与善良，在我们心里悄悄刻下了一把“量人先量己”的尺子。
　　如今，我也到了母亲当年的年纪。当我在工作中遇到挫败，心灰意冷时，耳边总会响起母亲那句温和的“心宽路自宽”；当与爱人因琐事争执，怒气上涌时，眼前便会浮现母亲数落哥哥时那严肃而关切的神情，心头的火气便不知不觉消散了，开始学着去“体谅”；当我教育自己的孩子，话将出口时，总会下意识地掂量，这话里是否还留着母亲当年那种平静却坚定的力量。
　　母亲真的走了吗？她的身躯归于黄土，化作了四时流转的风雨。可她的影子，却像故乡门前那棵老杏树洒下的浓荫，不曾随着日头西沉而消失，反而在我们这些子女漫长的人生路上，越拉越长，越印越深。这影子，不是拖累前行的负累，而是校正方向的坐标，是安定心神的磐石。它无声地告诉我：真正的良善，并非软弱可欺，而是一种深远坚韧的内在力量；最好的教诲，也从来不是滔滔不绝的道理，而是把自己活成一道静默的光，一座无字的丰碑，让后来的人，在岁月的回望与生命的跋涉中，自己读懂那铭刻其中的全部温暖与明亮。